基層干部為什么不愿意寫文件材料？

起草公文、制定文件、上報材料，是基層工作分內之事。然而，近年來文件材料搬抄拼湊現象屢有發生。經梳理統計發現，近八成“文抄公”集中在基層。

基層干部為什么不愿寫文件材料？又是什么制造了“文抄公”？

“文抄公”多在哪里

根據公開報道不完全統計，近兩年來，照抄照搬文件材料的案例通報至少有51起，涉及17個省區市。其中，科級部門，以及鄉鎮、街道、社區、農村等累計占比接近80%。縣區政府科級部門“發病率”最高，占比高達45%。

從通報情況看，這些案例大多是在照抄網絡時抄錯被發現的。比如，陜西省神木市衛生監督所的公文提到了紀檢監察機關的職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應急管理局的差旅費按麗水市規定執行，四川省岳池縣醫保局的個別黨員“在水文水情崗位上，認真學習鉆研水情業務”等。

也有少數“文抄公”是在會場發言時被抓了現行。比如，江西省廣昌縣黨史辦和房管局的負責人就是在巡察動員會上作表態發言時“撞車”的，類似的還有濟南市天橋區外事僑務辦公室和政府項目資金管理中心的主要負責人。

不同層級單位照抄照搬的內容也不盡相同。在通報的案例中，縣區政府科級機構照抄黨建材料和公文占比超過六成。

鄉鎮、農村主要照抄黨建材料，方式多種多樣。有的照搬網絡，有的相互照抄，有的照搬上年材料，還有的復印鄰村材料。

街道、社區則習慣于從網絡上照抄宣傳資料。如：山西省大同市云岡區新盛街道的宣傳資料落款為“鄭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宣”；在荊州市沙市區解放街道辦事處北湖路社區的宣傳欄上，《市民文明公約》要求“講究衛生、綠化首都”。

基層寫材料是苦活

基層干部反映，近年來，政府機關里的許多年輕科員越來越不愿寫材料了，甚至“連抄也不愿抄”。寫材料被看作是苦活、累活，難出成績。在不少基層單位，人員身份復雜，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事業編，還有的常年借調。寫材料這個“苦重”的活計，往往會層層往下壓。

調查發現，即便是在科級部門，也很少有領導干部愿意親自寫材料，寫材料的往往另有其人，有的是工作人員，有的是借調人員。

相關通報顯示，大同市路政管理處按照《安徽省交通運輸行業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治理暫行辦法》發布的《平安公路三年攻堅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是由一名科員起草的。誤將大同市新盛街道宣傳資料落款到鄭州的，是一名負責宣傳工作的借調人員。更多的通報強調被通報人“負有領導責任”“審核把關不嚴”，并沒有注明“文抄公”的身份信息。

中部一位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說，他年輕時是寫材料出身，過去被人稱作“筆桿子”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往往意味著“水平高，有思考，提拔快”。

近年來，這種導向正在發生變化。一位副鎮長坦言，自己好不容易才甩掉了“筆桿子”的標簽。“領導們離不開能寫的，卻總喜歡提拔能干的，似乎很難有人又能寫又能干。”直到化解了上訪村數十年來的矛盾，他才當上副鎮長。

事實上，真正能寫一手好材料，在基層仍是“稀缺品”。呂梁山區的一位縣扶貧辦主任說，不久前，他培養了好幾年的“筆桿子”就被分管副縣長“借”走了。

形式主義逼出照搬照抄之風

黨建材料、公文、整改方案、宣傳材料、發言材料、工作總結……照抄之風漸盛，折射出部分基層干部在能力水平、敬業狀態等方面存在短板。但不少基層干部認為，文件照抄之風的背后，是“過度留痕”、層層傳導層層加碼、以文件落實文件等形式主義套路。

有鄉鎮干部反映，有的材料上午打電話布置，下午就要上報。也有基層干部表示，當前一些地方以材料多寡論工作成績好壞，工作干沒干，就看材料寫沒寫，報告交沒交。

文件材料應該體現的是工作落實，不能光靠文件材料去落實工作，也不能單純靠檢查文件材料去判斷工作落實情況。制定文件、出臺制度的正確方式是深入一線、調查研究。不到現場調查研究，凡事上網搜索一抄了之，這種抄襲之風該剎一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