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進入“對標時代”

藺海霞很受震撼。

“真是沒想到的高效，沒想到的便捷，深圳市政府這種工作效率，如果沒有全程參與、親身體悟，我是想都不敢想的。”青島市嶗山區行政審批局藺海霞越學越覺得“不可思議”。

藺海霞的頭腦風暴，肇始于今年初青島定下的“目標”—“學深圳、趕深圳”。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王清憲指出，“‘學深圳、趕深圳’，首先是‘學深圳人、趕深圳人’，核心問題是干部。”為此，青島選派一批年輕干部到深圳體悟學習，藺海霞便是第一批150名干部中的一員。

選派干部去深圳一線實訓，只是青島對標深圳的舉措之一。“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島都要做到。”不同于過去城市單一的經濟指標對標，青島的對標涵蓋了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干部隊伍等一系列內容，是一場全面化的系統反思和學習。青島將近年來的城市對標現象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從城市發展角度來看，過去沒有出現城市‘對標’熱潮，以前城市間更多的是GDP競爭、攀比和追趕，現在是多維度、深層次的對標，城市發展進入到一個‘對標’時代。”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小廣告訴《決策》。

這是一場怎樣的城市“對標”熱潮？背后又蘊藏著哪些深層變化？

“亮劍”式對標

“學深圳、趕深圳，搞活青島這座城”，這是今年1月29日王清憲上任青島市委書記后，一直反復提及的事。

為什么是深圳？青島和深圳，有著類似的發展軌跡。青島曾被稱之為“北方的深圳”，“南深圳，北青島”一時瑜亮。同為沿海開放城市、計劃單列城市、副省級城市，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陣地，對于所在區域的作用舉足輕重。

然而，相似的頭銜掩蓋不了兩城日益擴大的發展差距。“就是要放大坐標找不足，提高標準找差距，瞄準‘領頭雁’‘排頭兵’，學先進、趕先進。”王清憲說，在我國五個計劃單列市中，按經濟總量，深圳第一，青島第二。深圳面積只是青島的1／6，但產出整整是青島的兩倍。

首先，這突出表現在青島的創新能力不足上。作為北方第三座躋身“萬億俱樂部”的城市，青島錯失了上一輪互聯網經濟大潮，與南方經濟發達城市相比，已出現“經濟疲態”。

以創新的主要載體高新技術企業數來看，2018年，青島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3112家，不僅遠低于深圳的1.44萬家，還低于東莞的5798家、蘇州的5416家、佛山的3900家，排在全國第12位。2018年，青島研發投入307.1億元，全社會研發經費（R&D）投入占GDP比重2.78%，低于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一個城市，經濟體量再大，制造業規模再大，沒有科技引領能力，也成不了一流城市。”王清憲說。青島曾締造了一大批品牌，海爾、海信、青啤等一大批輕工業企業成為帶動青島高速發展的引擎，“五朵金花”成為青島對外的一張靚麗名片。

然而，由于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新企業成長乏力，“五朵金花”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青島都沒有出現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叫得響的制造業新星。

其次，在體現城市經濟活力的重要指標民營經濟上，青島同樣“不夠強，不夠新”，缺乏亮點。在最新發布的2019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青島僅有6家上榜，不僅與杭州36家、深圳28家、寧波15家差距特別大，而且還低于省內東營的15家。

這些青島“著急”的領域，正是深圳的強項。“全國甚至全球的創新力量，都在向深圳聚集，關鍵就是深圳用市場的力量推動了資本與人才的互動。”青島在“學深圳、趕深圳”中找到了答案。

“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島都要做到。”王清憲的“誓言”為此次學趕定下了基調。為此，青島在全市發起了一場“全城對標大作戰”，從各區市、各部門第一時間對接深圳相關對標單位，“15個攻勢”作戰方案答辯會，輿論監督欄目《曝光臺》，機制創新，人才交流，大動作頻頻。

實際上，這是青島繼1994年提出對標追趕大連之后，再次明確提出對標某個城市。2000年，經過7年對標學習，青島經濟總量等關鍵指標一舉超過大連，此后逐漸拉大差距。時隔25年，青島對準了新的目標：深圳。

青島成功追趕大連，一直被青島人津津樂道。大連則不斷在反思，為何被青島超越，且差距日漸拉大。如今，大連將目光投向了上海。

早在2017年9月，大連便在全市掀起了“學習講話，對標上海，解放思想，真抓實干”大學習大討論活動，引導全市認清發展形勢，從科技創新、改革開放、產業發展、人才建設等方面，深入查找思想差距和發展短板，樹立先進理念，在對標追趕中，積蓄大連發展的內生動力。

敢與一流拼、敢與先進爭，青島、大連向一線城市深圳、上海“亮劍”對標，彰顯了它們敢于提升的勇氣和自信。正如王清憲所說：“在很多領域青島與深圳還存在較大差距，但這不是‘不敢趕’的理由。不準備趕，學就失去了意義，越是差距大，才越需要趕。”

同類型城市的互學互鑒

2019年2月11日，新春上班第一天，南京召開了一場一竿子插到底的對標找差創新實干推動高質量發展動員大會，分會場一直開到鄉鎮街道。

一年前，2018年新年上班第一天，南京也開了同樣主題的大會。會上，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發出了一句沉甸甸的“金陵之問”：“作為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長三角特大城市，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南京拿什么和其他城市競爭？”

這一問，緊緊鎖定“創新”這個核心關鍵詞。“創新是引領南京新一輪發展的指針，是南京的‘華山一條道’。”張敬華說，創新發展，南京已經到了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不行、創新抓得不實更不行的地步。

一組數據便可直觀南京創新的差距與不足。先看高新技術企業數，同是省會城市，2018年，廣州1.1萬家，杭州3919家，南京僅有3126家；在科技服務收入占規模以上服務業比重上，南京僅為杭州一半左右；在衡量創新活力的重要指標上市公司上，南京74家，杭州126家，更遠遠低于深圳的266家；在最新發布的“2019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南京僅有9家上榜，不僅與杭州36家差距特別大，而且還低于省內蘇州的23家、無錫的20家以及南通的13家。

這讓南京很“焦慮”。“開展對標找差，必須全面地對，全方位地比。堅持縱向比與橫向比相結合，比出差距感和緊迫感，比出壓力和動力。”張敬華說。南京更是一口氣開出了創新、產業等“八個對標”，同在長三角的杭州成為南京對標的重點對象。

同為長三角副中心、副省級城市、江南古都和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然而在新一輪發展中，杭州創造了許多新特色、新亮點。“南京要學習杭州推動高質量發展、鼓勵創新創造、規劃建設管理、深化改革開放、踐行‘兩山’理念的好經驗、好做法。”

南京也有著讓杭州“艷羨”的地方。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曾指出：“杭州要學習南京堅定不移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著力打造優勢產業集群的定力，集聚轉化創新資源、著力建設創新名城的格局，提升城市能級、著力建設美麗古都的氣魄。”

蘇浙省會南京、杭州互學互鑒，一起發展；陜川省會西安、成都也在相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

雖同為國家中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但西安一直有著自己的“軟肋”。不僅經濟總量遠低于成都，城市建設、公共服務、民營經濟等也落后于成都。2017年1月，西安提出以后每個月、每個季度都要和成都的指標比一比賽一賽，并派掛職干部去成都“取經”，把西安的指標體系對接上，實現西安的追趕超越。

成都也不滿足于四川省的“衛冕冠軍”，學習西安人才引進大手筆，發掘歷史文化底蘊的好做法，避免“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的“集團沖鋒”優勢。

同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鄭州，也沒有因2018年邁進“萬億俱樂部”而沾沾自喜，主動對標學習濟南的文明創建和城市管理；濟南則是重點學習鄭州做大做強的省會戰略，濟南市領導曾指出，鄭州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對濟南來說是個很大的刺激，濟南再不奮起直追，可能形成中間塌陷。

學而知不足，思而得遠慮。“從經濟潛力上來講，同一個類型的城市，發展條件、產業結構、人口規模以及在區域中的重要性都差不多，你發展得好，我發展得‘不好’，你做對了什么？這樣對標學習是可以的。”王小廣對《決策》分析說。

后發型地市的追趕式對標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7月8日，山西省陽泉市委機關報《陽泉日報》用一個整版，刊發了主題為《我們為什么要比安慶？》系列文章，著重探討了陽泉市黨政代表團赴安徽省安慶市考察學習后，自我發現的差距以及由此帶來的觸動。“安慶故事對我們的‘敲打’和沖擊是全方位的，是觸動靈魂的。”

《陽泉日報》在評論中分析說，“安慶有‘中國近現代工業發源地’之稱，陽泉曾有‘煤鐵之鄉’‘小上海’的榮譽。同處中部地區、都是工業化城市、有著共同的紅色基因，發展經歷相近、發展階段相似。”“安慶比我們早走一步，他們的做法，他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路徑和辦法，對我們更有借鑒意義。”這句話道出了后發型地市追趕式對標的真諦。

就在陽泉學安慶一個月后，2019年8月5日至9日，安慶市黨政代表團赴滁州、海安、南通三地考察，進園區、看企業、談經驗，對標學習三地的好做法。其中，江蘇省縣級市海安已是安慶連續第二年“取經”。

2018年8月，安慶曾在20天內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黨政代表團，遠赴海安對標學習。隨后，《安慶日報》連發“八問”，涵蓋了安慶經濟發展、干部作風、思想解放等多個方面，自我剖析、深挖病源，以求“自知之明”。

安慶為何向一個縣級市海安“不恥下問”？安慶市市長陳冰冰揭開了謎底。“安慶有10個縣(市)區、15個省級以上開發園區，縣區園區之多，決定了發展縣域經濟是安慶的必然方略。”

“這幾年安慶的縣域經濟從縱向看有發展，但從橫向看跟跑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而且越來越有追趕的壓力。”在2018安徽縣域經濟排行榜上，安慶沒有一家縣域進入全省縣域經濟“第一方陣”。縣域經濟的乏力，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安慶經濟不給力。2017年，安慶經濟總量達到1708.6億元，被馬鞍山反超，滑到全省第4位，這是安慶有史以來排位最低的一次，這讓安慶感到“很不淡定”。

海安恰好給安慶提供了一個范本和樣板。短短十年間，海安從一個資源稟賦、區位條件不占優勢的農業縣，成功轉型為江蘇耀眼的工業強市，位列全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縣第8位，走出了一條“崛起江蘇，領頭南通”的發展路徑。

同樣是普通地級市的山東濰坊，對標的城市則有五個之多。

今年3月，濰坊市委書記惠新安率黨政考察團到嘉興、泉州、寧波、蘇州、南通等五市尋標對標學習，并發表了萬字長文《我們究竟向南方學習什么？》，道出了更深層次的壓力。

“感覺我們跟人家不在一個時代，看了之后，不僅具有強烈的危機感，而且產生了莫名的恐懼感。”從經濟總量上看，2018年，濰坊是6156.8億元，比蘇州少12440.7億元，比寧波少4589.2億元，比泉州少2310.2億元，比南通少2270.2億元。數字之下是濰坊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營商環境和工作推進之差。

不止是濰坊，從2018年開始，到南方城市尋標對標學習，成為山東各地市的標配動作。煙臺對標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省內對標濟南、青島；淄博對標佛山、寧波、無錫；日照對標揚州、湖州、珠海；泰安對標紹興，濟寧、臨沂、棗莊、聊城則對標了淮海經濟區“老大哥”徐州。

“一匹馬如果沒有另一匹馬緊緊追趕著并要超過它，就不會永遠疾馳飛奔”。王小廣認為，后發型城市的對標更多的是一種追趕，要實現彎道超車、跨越發展，就必須以追趕者的姿態，在對標中求發展，敢于競爭，方能成功。

“姜波之問”

當一種現象頻繁出現的時候，背后一定有深層次的動因，城市熱衷尋標對標也是如此。那么，全國刮起“對標風”的熱潮下蘊含了哪些深層因子？

首先，城市對標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競爭所需。新常態下，發展的強烈壓力感、緊迫感和使命感倍增，尋找一個合適的標桿，以標桿為“鏡”，可以全面地找準城市所處的方位和坐標，看清自己的“廬山真面目”，催生“對標”的標桿效應和激活效應。

最為典型的便是南京，通過一年對標找差，跑出一連串“第一”。2018年，南京以8%的經濟增速，躍居江蘇13市和東部沿海經濟總量超萬億城市首位；高科技企業增量和增幅居全省第一、全國前列；新增境內上市公司數量、地鐵通車里程居全國第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城市之間的政策學習：網絡、結構與特征》（下稱《報告》）顯示，在2014-2018年間，近300個地級以上城市之間的黨政領導干部考察學習數據中，占比最高的是經濟發展，高達71.5%。這也是當前城市對標熱潮興起的直接動因。

其次，城市對標是搶抓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新動能、優化營商環境的良策。《報告》顯示，在城市對標學習中，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南方發達城市，是被廣泛學習的對象。其中，深圳共接待55個黨政代表團，平均幾乎一月一次，排名第二的是杭州，被學習40次，平均每年8次；緊隨其后的上海和蘇州則各有30次之多。這一類城市是創新、活力的城市代表，是被對標學習的“明星”。

青島“學深圳、趕深圳”，其中重要一項便是學習深圳如何為創新創業創造厚植土壤。通過半年的“學深圳、趕深圳”，青島創新出現了一些好兆頭，高質量發展要素在加速集聚，新動能引領特點愈加突出。

2019年上半年，青島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長38.1%，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59.3%。《2018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顯示，山東4家上榜的企業全部來自青島，數量位居全國第8，打破了青島多年“零入選”的尷尬。

第三，城市對標是解決區域發展深層問題的抓手。在這波對標熱潮中，“城師”除了北京和天津，都是南方城市，揭示了近年南北城市經濟發展的變化。以2013年為分水嶺，北方地區經濟占比開始下降，差距持續擴大，2018年跌至38.5%。

問題出在哪？“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學深圳，但是差距卻越拉越大。原因是什么？”這是青島市工信局局長姜波提出的一個問題。

“姜波之問”的背后是城市對標的深層原因所在。在她看來，以前學習，多停留在表面，在深層機理上“差火候”。惠新安在《我們究竟向南方學習什么？》中指出，為期一周的南方之行，帶給考察團巨大的思想震撼；與南方五市相比，所有差距的根源都在思想觀念上。

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北方城市對標南方城市，差距在哪里？不是看城市樓房高低、道路寬窄、廣場大小，這些只是淺層次的表面，深層次的根本是觀念和意識落后，要從此處破題，決不能‘看了心動、發言激動、之后不動’。”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肖金成告訴《決策》。

8月28日，青島第二批150人赴深圳體悟實訓干部啟程，將與藺海霞所在的首批實訓干部交接。“‘學深圳、趕深圳’，關鍵是要提振精氣神，一任接著一任干，一代接著一代干。”王清憲深情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