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浙盤棋”：“消薄+”加出了什么

作為改革創新高地，浙江省又為鄉村振興戰略趟出了一條新路——“消薄+”。

所謂“消薄”，即“消除集體經濟相對薄弱村”。“消薄”關系到能否讓村民真正享受到鄉村振興帶來的紅利，關系到黨在農村的執政根基，也是破解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

2017年，浙江省下發《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要求通過3年努力，全面消除集體經濟年收入低于10萬元的薄弱村。兩年多來，浙江各地緊扣“消薄”二字，深入推進鄉村振興工作。

其中，杭州市的做法最為典型，尤其是在實踐中探索“消薄+”，通過各種“加法”，為各地破解集體經濟發展難題和鄉村振興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思考和借鑒。

做增量與去存量

2018年，杭州全市309個集體經濟總收入市定薄弱村和258個經營性集體經濟薄弱村全部摘帽。如此多的薄弱村是如何全部摘帽的呢？

在2016年3月啟動的新一輪“百千萬”蹲點調研活動中，杭州100多家市直單位和企業，根據薄弱村的實際情況，為各村量身制定了“一村一策”的具體方案。在此后的實踐中，杭州探索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十法”，即發展物業經濟法、盤活資產資源法、土地綜合整治法、鄉村旅游帶動法、產業帶動發展法、村企合作發展法、政府主導發展法、提供勞務服務法、扶持光伏發電法、基金收益扶持法。其中，建德市和桐廬縣的做法被浙江列為典型，在全省推廣。

浙江“消薄”的建德模式，簡而言之就是“三做三促”，做好三篇文章。

首先是抱團聯合，做精“聯”的文章促“補血”。實施“高新園科創中心孵化器”項目，建成后每年產生的400多萬收益專門用于保障相對經濟薄弱村和年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同時實施“移民創新創業小微企業園”項目，建成后年租金可達700萬元，每村收益分紅達5-8萬元。

其次是多輪驅動，做深“轉”的文章促“活血”。形成具有建德特色的“四多模式”：多形式創新經營，領辦土地合作社、創辦服務型組織、發展美麗經濟、探索資本運營。多渠道搞活開發，實施盤活集體閑置資產、加快集體資源開發利用、組織實施光伏發電等項目。多途徑做大資產，發展物業經濟、特色經濟、休閑旅游。多方位規范管理，規范村級工程項目管理、村級債務管理、嚴控非生產性支出等舉措。

第三是戰略合作，做優“融”的文章促“造血”。建德市農辦與建德市農商銀行簽訂鄉村振興戰略合作協議，建立政銀合作金融強村平臺，提供1000萬元專項扶持資金助力“消薄”，三年內投入1000萬元用于金融便利村的創建與考核、提供不少于50億元意向性融資額度，全面實施以“百村、千社、萬戶”為主題的金融服務工程。

如果說建德是在做增量，桐廬則聚焦去存量，打贏了村集體經濟增收化債攻堅戰。桐廬在浙江率先成立縣鄉兩級增收化債工作領導小組，制定系列考核獎勵辦法，組建14支工作隊分別派駐至各鎮街，指導服務村級發展；優選127名專業技術人員，組建了規劃設計等10支服務隊，分別結對幫扶1—2個村。

體制機制和人的問題解決之后，桐廬著力解決錢和資源從哪里來，該項工作有三大“支點”：通過創新投入機制，設立浙江首個美麗鄉村發展基金；轉變運維方式，建立政府購買村級服務機制；建立“上管一級”制度，加強鎮街在村級留用地管理、項目布局等方面的管控。

當前，鄉村振興如火如荼的另一面是村級債務的滋長，桐廬模式被重點推廣的，恰是其控債化債經驗。近三年來，桐廬每年減少村級負債成本約3000余萬元。桐廬的做法，是設定負債警戒線，嚴禁超出償還能力舉債搞建設，壓縮村級非生產性開支；開展村集體資源資產承包合同清理，實行“村賬民管”“網銀支付”等模式，強化大額資金審批管理。

“消薄+”的方法論

“消薄”摘帽后，浙江各地沒有停留在已有資源利用的“吃老本”層面，而是聚焦做活產業特色、加強金融支撐和能力建設，特別是杭州探索出“消薄+產業”、“消薄+金融”和“消薄+人才”等創新。

“消薄”與鄉村產業振興是互相促進的。通過積極做大特色農產品傳統產業，拓展農業旅游、民宿酒店、文化創意等鄉村新產業，理性擁抱光伏、高科技種植等高科技產業，杭州各薄弱村實現了從單純的物業租賃等“吃老本”模式走向可持續、有產業依托、可自主造血的新模式。

如果說“消薄+產業”為集體經濟鍛造了鋼筋鐵骨，“消薄+金融”則提供了源頭活水。資金問題是“消薄”繞不開的坎。只有一攬子真金白銀的政策，才能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鋪路架橋。杭州鼓勵農商銀行等根據各村各鎮實際需求，開發“消薄增收專項貸”，向欠發達村發放用于支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貸款，包括流動資金貸款和固定資產貸款等品種，采用信用、保證、抵押和質押等多種方式進行貸款并按照基準利率下浮50%執行。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斷深化普惠金融建設，為薄弱村解困，切實助推鄉村振興。

人才是第一資源，“消薄”工作想要取得長期效果，需要加強農村關鍵群體的能力建設。在市縣級層面，杭州積極開展鎮村級管理人才培養工程、專業人才幫扶工程、在外優秀人才反哺工程。一是為現有人才賦能，舉辦“消薄增收”帶頭人培訓班、村長村支書專項培訓班、農業產業融合大講堂、村官“三農”班等培訓形式，強化人才發展動能；二是多種形式引智，通過引進鄉賢，柔性引進在外大學生和研究生，建立高層次人才茶話會機制，探索企業、高校與自然村之間的“消薄”合作機制，助力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

“跳起來摘桃子”

在各地“消薄”取得明顯成績時，浙江“消薄”再次拉高標桿：今年4月底，浙江省緊密對接中央扶持壯大集體經濟計劃，提出到2022年底，實現經濟發達縣（市、區）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20萬元以上、淳安等26個縣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8萬元以上、其他縣（市、區）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12萬元以上的目標。

對不少地區來說，這個要求既具有可行性，又有一定的挑戰性，屬于“跳起來摘桃子”。隨著“消薄”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村莊開始主動尋求項目、制定規劃和激發創意。然而，個別地方還是存在短視行為。有的占用山地、林地建造廠房；有的不管區域位置是否便利，營業房、公寓建了再說；有個別地方政府通過發放補助資金來完成任務。

同時，雖然絕大部分村莊在“消薄”行動中實現了強村和富民的雙贏，但個別也有不盡人意之處：比如，有的村為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成立綠化養護合作社承接業務，對村民個體經營主體可能會有影響；還有的為了引進項目增加收入，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影響村民正常生活等情況不夠重視。強村和富民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消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集體增利與農民增收的統一，要讓村民不僅是發展的主體，更是發展的受益者。

湖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徐仲儀的觀點頗有價值，在他看來，“消薄”是沒有終點的，不能為了達標而達標，更不能讓村莊在消薄行動結束后返薄。“一方面，我們勇于放棄蠅頭小利，不為低小散企業和項目打掩護，真正保護好環境；另一方面，也充分考慮投資周期、自身實力，堅持效益優先，杜絕市場風險大的項目，杜絕投入高效益差的項目，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效應，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當然，要不斷推進“消薄”向著更高目標邁進，改革創新的力度同樣不可缺失。接下來，浙江各地還是需要以黨建為引領，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擴大農村“三塊地”聯動改革試點，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深度激活薄弱村發展的體制機制活力，精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