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田杰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

自中央多次提及之后，“新基建”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熱點，資本市場以及各大證券公司更是視之為宏觀經濟疲軟大背景下的一顆“救命稻草”。這當然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對于新經濟、新動能而言，還是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一、關于“新基建”的三重解讀

理解“新基建”，首先要知道它的具體指向是什么。目前來看，主要是三種不同范疇的定義。

1、狹義的理解狹義的“新基建”主要就是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新型基礎設施，這也是2018年底以來中央歷次重要會議明確宣示的范疇。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大制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兩者結合起來，狹義的“新基建”應該包括5G網絡、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

2、“新義”的理解關于“新基建”，所謂“新義”的理解指的是體現創新、綠色等新發展理念的科技型基礎設施建設。最典型的是就是下圖中央視提出的“七大領域”，也廣為媒體傳播。

這一定義不僅包含了5G網絡、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關乎數字經濟的部分，而且又加入了特高壓、高鐵、軌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車充電樁。

3、廣義的理解廣義的“新基建”主要是中國信通院等研究機構提出的，而且按照對數字經濟的理解方式進一步分為“數字基礎設施化”和“基礎設施數字化”。這一定義既包括云、管、邊、端等數字經濟底層基礎，也包含了鐵公基等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和升級。那么，三個定義哪一個更準確？一言以蔽之，最準確的理解是“狹義”，但是“新義”和“廣義”定義中包含的更多的部分也在這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考慮之內。下文中的討論主要基于狹義的理解，因為這是中央會議明確了的。至于各路專家媒體出于某種目的愿意將更多內容納入“新基建”，乃是各取所需，不妨姑妄聽之。

二、單靠“新基建”尚不足以大幅拉動宏觀經濟

證券公司都在強調“新基建”對穩投資、穩增長的所謂“巨大”作用。事實上，從不同角度來看，新基建對宏觀經濟而言尚不足以起到大幅拉動的效果。

1、目前所謂的幾十萬億項目其實主體不是“新基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22個已經公布投資計劃的省市自治區，累計公布了約47萬億的投資金額，與2019年31個省市的計劃投資金額大致相當。但是這其中真正強調“新基建”的主要是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而且，在這幾十萬億的投資計劃中，新基建所占的分額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2、債務等問題對擴大投資形成了一定約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大規模的刺激計劃出臺，一方面經濟高增速得到持續，但另一方面全社會總體債務率（杠桿率）開始不斷上升，累積了較大的潛在風險。所以近幾年三大的攻堅戰的首要任務就是穩住杠桿率水平，同時對房地產、金融等行業進行了整頓。在這種大背景下，盡管可以適度提高赤字率，但是大規模舉債的空間不大，貨幣政策也不可能達到2008年那一次“大水漫灌”的力度。

3、新基建會促進數字經濟發展，但是對GDP的拉動作用未必明顯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意義重大，但是對GDP的拉動作用則未必明顯。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數字經濟發展對線下活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盡管數字經濟規模發展很快，其中不僅有對線下的替代，也有很多新增部分。但是它畢竟不像前幾次工業革命對純新增投資的大規模拉動那樣顯著，其“創造性破壞”的意味更加濃厚。二是數字經濟大規模提升了社會總福利、尤其是消費者剩余，但是很多不體現在GDP上。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已經比較多了，一個共同認識是：GDP難以反映數字經濟的貢獻，應該有更好的宏觀指標來衡量數字經濟貢獻。我稱之為數字經濟的“GDP悖論”。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今年剛剛發布的研究報告《如何測度數字經濟價值？》指出，“數字產品通常對用戶免費，因此他們對福祉的貢獻被排除在GDP之外。但是，除了GDP數據以外，我們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數字革命帶來的實際好處。”

4、“新基建”對中美科技競爭有較大積極影響美國各界對5G的重視程度極高，視為中美科技競爭的核心環節，因此華為才會被多次限制、制裁。哈德遜研究所已經發布了多篇報告，強調“美國需要贏得5G主導權”。5G基建的加快推近對華為解困乃至我國未來科技能力提升將發揮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5、政府的角色可能發生一些變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角色已經逐步從過去的投資方變為投資動員方，這次在新基建中也許更多的是需求方。

三、“新基建”對數字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互聯網企業要有“機”、“危”二感

1、“新基建”核心在于增強數據存儲、傳輸和計算能力，既是“補短板”又具有“前瞻性”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受到網絡速度限制，一些新業態發展受阻，需要“補短板”；另一方面，前期的疫情促進了全社會的“生產生活數字化大培訓”，如果再加上新的基礎設施，會催生更多的市場需求。

2、新的發展階段和業務模式可能來臨，必須引起重視隨著網速和數據處理能力的不斷提升，目前的業態和業務模式可能發生較大變化。消費互聯網領域可能迎來“二次升級”。比如新型手機或終端，結合VR、AR的新型游戲，數字內容領域也可能出現5G時代的“新抖音”。走向產業互聯網的新契機已經來臨。5G對工業互聯網的意義不言而喻，工業專網、網絡切片、生產控制、智能決策等應用可能逐步爆發。還有一個新的“風口”可以稱之為“治理互聯網”。在疫情的沖擊下，政府和社會有效治理的問題再次引起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對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得到廣泛認可。接下來“智慧治理”可能成為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設的重點方向。

3、無人駕駛、機器配送等人工智能應用可能率先商業化無人駕駛的進展一直局限在“車”，“路”的配合不夠。新基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車路協同”，再加上充電樁建設，無人駕駛、新能源、網約車的一體化應用機會可能出現。

4、“西數東送”能否成為現實？工信部曾經設想過“西數東送”戰略，云計算中心建在氣候優勢明顯、能源價格較低的中西部，將數據輸送到應用市場較大的東部發達地區。但受限于網絡等因素，這一目的未能實現，很多西部數據中心變成了“災備中心”。隨著新基建的推進，固定和無線寬帶網絡速度應該會有大幅提升、時延會明顯降低。再加上未來可能部署在東部的大量邊緣計算中心，中西部數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會進一步提升。

5、數據安全的技術需求將會大幅增加隨著數據存儲量、傳輸量的不斷增加，安全問題可能不是線性增加而是指數增加。盡管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加以管理，但是技術仍是解決安全問題的關鍵所在。

6、數據治理規則會同步推進，包容創新、發展硬道理的原則如不能體現，將事倍功半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逼近要靠“新基建”的硬件，也要靠數據治理的“軟件”加以配合，否則事倍功半。目前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穩增長需要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二是疫情期間數字經濟的巨大作用成為共識。政府部門應該認識到并積極推進包容性治理。

7、新發展意味著新挑戰者可能出現，大企業要有“二次創業”精神才能不被顛覆年初去世的哈佛商學院教授、管理學大師克里斯藤森畢生都在思考：為什么一些大型龍頭企業會被顛覆？在新基建可能引發數字經濟新發展階段來臨之際，互聯網龍頭企業都應該對未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有所警惕，也許，顛覆者就在未來幾年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