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日益技術化，而技術越發展，社會越精細，一定程度上城市越脆弱。由于關聯性的增強，一個“點”的問題，會很快擴展到整個“面”。

災難是伴隨人類歷史的現象，而大部分災難與人自身的行為密切相關。災難考驗一個民族的心智，也促發人們強健公共理性。重要的是，經歷了災難要“長記性”，不可健忘。

在疫情處置上，至少有這樣一些公共治理界面的誡示：

一是要在“第一時間”作最快反應，絕不可喪失寶貴的“窗口期”。災難發生有一定萌發期，須作最快最得當的應對而不貽誤戰機。大疫當前，人命關天，沒有什么比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更重要，當以救災為第一要務。

二是盡早公布疫情，把真相告訴人民。疫情發生后，是及時公布真相還是以各種名義遮捂，是檢驗公信力的分水嶺。信息是一種公器，不為一地一部門一單位所壟斷。

“謠言”止于公開透明，哪里有信息公開透明，哪里就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捂壓信息只會造成社會恐慌，更不可動輒以“抓造謠者”來杜塞言路。以任何名義屏蔽信息、瞞報漏報，甚至誤導公眾,是一種嚴重的犯罪。

三是最廣泛吸納社會力量參與救災，把災情降至最低。現代社會稍具規模的疫災，非一地一時“單打獨斗”所能應付，社會力量的參與能幫助解決很多問題。最大限度地調動、求助于社會力量乃為上策。

絕不能打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官腔，動輒以“物資充足”“儲備得當”來標榜政績。社會力量乃至國家體制的介入，是救災防控的成功之道。

最后，要有感念蒼生、悲天憐人的情懷，絕不把災難化作“贊歌”。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無數災難，災難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成為“喜事”。對此次疫情，該查證的須查證，該追責的要追責。漠視死難，罔顧生命價值，以“多難興邦”自許，對災難唱贊歌，與“以人民為中心”完全相悖。拿人民群眾生命利益搞“人設”，作政績標榜，更是一種犯罪。

恩格斯說：“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我們要作“聰明的民族”，經歷一次災難，當有一份成長，深刻汲取沉痛教益。

（作者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政治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