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目前，中國已經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轉機和希望，不但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且從3月份起逐漸復工復產。但在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和辦法恢復和振興經濟上出現了一些討論。有人提出，應通過大上“新基建”來刺激和振興經濟，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通過大上“新基建”有可能重新走上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的老路，還有人認為，在目前經濟形勢下，“新基建”不可能“挑大梁”，應該通過別的方式來恢復和振興經濟。

事實上，疫情過后立即通過啟動重大基建項目（不管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來恢復經濟和刺激經濟增長，已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必須要立即做的事情，這是其他方法無法替代的一條路徑。

大規模基建是擴內需的有效辦法

在經濟已然受到重大沖擊，且這種沖擊遠未結束的情況下，希冀通過一般性的復工復產、減稅降費、放松流動性、扶持制造業企業和外資企業、扶持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等政策性措施來達到恢復和振興經濟的目標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疫情仍在全球范圍內大面積瘋狂蔓延和傳播的情況下，恢復和振興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就是擴大內需，也只有通過擴大內需才能為供給端的農業、工業、物流運輸業和其他各種生產、生活服務行業（甚至也包括外貿企業）帶來生機和活路，也才能帶動國內整個經濟的恢復和增長。

擴大內需主要有兩個辦法，一是通過鼓勵刺激企業和民眾加大市場消費行為來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二是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當前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可放松的前提下，短期內通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受到諸多因素制約，因此當前最直接、見效最快、效果最好的辦法就是啟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首先，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所運用的資金主要是財政支出和政府舉債，由此可以立即把“資金”這條經濟“大血脈”運轉起來。在經濟出現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市場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完全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解決經濟運轉中的巨大資金需求，可以說希望渺茫。因此，通過政府財政支出和舉債，第一時間就可以將資金立即投入到經濟建設的公共領域中，無疑是在危機發生后拯救經濟和振興經濟最簡單、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大規模基建既可以將鋼鐵、水泥、建材、機械設備、能源、交通運輸、通訊、電子設施，也可以將“新基建”所拉動的與高科技產業相匹配的許多領域的上下游產業有效地帶動起來。因此，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只看到修路、建橋、搞工程項目，還要看到它是在帶動整個產業鏈條的恢復和振興，帶動整個中國經濟的恢復和振興。

第三，開展大規模基建項目是在危機條件下大規模解決就業問題的最簡單、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手段。在危機情況下，許多企業將面臨減產、停產甚至破產的問題，同時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在這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將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尤其是我們國家現在普遍進行的現代化基建項目（也包括現在提出的“新基建”項目），更是不但可以吸收大量的普通勞動力，而且也可以吸收大量中高級勞動者就業（這其中就包括我國每年新增的上千萬大學畢業生）。

第四，通過大規模基建項目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實現就業了，同時大量的上下游企業也被帶動起來得以恢復生產和擴大生產，社會購買力就會重新旺盛起來，社會財富就會重新聚集起來，各種生產物資市場、生活物資市場、生產性服務市場和生活性服務市場都會重新活躍起來，整個國家的內需市場就會得到活躍和擴大。而國內生產能力的恢復和擴大，內需市場的恢復和擴大，同樣也為國際環境一旦好轉后，出口能力的擴大和出口市場的擴大奠定了新的基礎，做足了充分準備。由此，中國經濟可望較快走出危機陰影，重新走上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最后，大規模基建與這次疫情防控期間的一些措施緊密相關。這次控制疫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要盡量避免人們在密集的空間聚集，因此這對許多需要大量人員在同一個密閉空間內進行生產活動的企業（特別是工業制造業企業）來說，其復工復產都會受到很大制約。而絕大多數的基礎設施建設則基本上都是在空曠的自然環境中進行。因此從這一點上來看，在這次疫情后立即大規模啟動基建項目，也是針對此次疫情特點——既要繼續有效控制疫情不能重新暴發、又要盡快恢復和振興經濟的一條不可替代的重要舉措。

從現在中國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應對策略來看，顯然已認識并重視了這一點。當前各地重大基建項目已紛紛開工建設。

“新基建”與“老基建”同等重要

最近“新基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所謂“新基建”，就是與原來的公路、鐵路、橋梁、建筑等“老基建”相區別的基礎設施建設。一般來說指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為核心領域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如物聯網數據中心、互聯網數據中心、5G基站建設、云計算、大數據、特高壓、人工智能等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是以民生消費升級領域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教育、醫療、養老、社保等的基礎設施建設。

從這個角度看，“新基建”毫無疑問對中國今天和未來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就5G基站建設來說，未來7年間我國擬建設600萬個5G基站，從而將大大加快我國5G的商用步伐，推動5G與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應用，推動5G在生產、消費、外貿、國防、國家安全以及醫療、教育等各個民生領域的深度融合發展。

對于以民生消費升級領域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醫療、教育、養老等，這實際上是我國多年來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重要“短板”。這次疫情暴發后，我國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基礎設施——無論是醫院、醫療設備、醫護資源都與現有的發展水平和人民的巨大需求之間存在嚴重不充分的現象。這種情況也存在于民生各領域，如教育、養老、社保、基本住房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等。只有大力發展這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國才能真正建成基本滿足廣大民眾民生需求的“小康社會”，從而實現“中國夢”。

那些過分強調“新基建”的人們忽略了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老基建”與“新基建”同樣重要，特別是對于疫情過后所采取的恢復和振興經濟的政策措施來說，“老基建”能發揮的作用也許更大。

我非常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的觀點。他指出，首先，“老基建”仍然有很大潛力。就區域協調發展和提升發展水平而言，“鐵公機”等“老基建”欠賬依然很多。以機場為例，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機場數量仍然偏少，尤其是承載多種功能的通用機場短缺，補齊這塊短板所形成的發展能量十分巨大，并不低于“新基建”的水平。其次，“老基建”同樣需要高科技做支撐。“新基建”的特點是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的結合，而事實上“老基建”也并非停留在原有的發展水平上，那些即將開始建設的“老基建”，也都與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緊密結合，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是傳統基礎設施和現代基礎設施的一種融合。而某些“新基建”就是發展中的“老基建”的一個技術支撐，脫離了“老基建”的載體，有些“新基建”很難“建功立業”。因此，新老基建的建設要并重共抓，應統籌安排，一體推進，協調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最近表示，只強調搞“新基建”并不能解決疫情后中國根本的經濟發展問題。他提出兩點主張，一是搞好農村安居工程，二是要搞好都市圈特別是大都市圈建設。農村安居工程和大都市圈建設都離不開“老基建”。他的主張是“新基建”與“老基建”都要并重，甚至“老基建”對于國家當前的經濟振興和發展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啟動大規模基建并不意味重走刺激老路

首先應客觀評價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2008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國政府采取了“四萬億”大規模刺激政策，這為后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回過頭來看，如果當初沒有實施“四萬億”刺激和擴大內需計劃，中國經濟很難快速走出那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彼時中國經濟外向度極高，以歐美市場為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而且這種外向型經濟還是處于全球產業鏈最低端的出口加工貿易產業。在當時宏觀經濟“三駕馬車”中，“出口”和“投資”是兩大支柱，“內需”在支撐中國經濟發展中只占很小的份額。在這種情況下，歐美經濟一夜之間迅速崩塌，歐美市場急劇萎縮，如果政府當時不采取強力性的擴大內需刺激措施，中國成千上萬家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就會倒閉，整個中國的經濟也會出現問題。

正是由于政府及時采取了以“四萬億”計劃為代表的強力擴大內需刺激計劃，不但使中國經濟沒有遭受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蹂躪，反而成為當時整個世界經濟中的唯一亮點，成為支撐和帶動世界經濟迅速恢復的主要力量。

就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而言，20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恰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正是從那時起，中國經濟真正從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開始轉向為以內需市場為主要支撐的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產業發展開始從原來最低端的出口加工貿易產業形態向自主型高端產業形態不斷邁進。可以說，如果沒有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的巨大轉型壓力，就沒有中國今天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

此外，2008年政府第一次采取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救市”計劃時缺乏相關經驗，以至于給日后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一些問題和后果。這次中央政府在抗擊疫情沖擊的背景下，再次出手以大規模基建作為恢復和振興經濟的重要政策措施，我們有理由相信不會再走令人擔憂的“四萬億”老路。

第一，我們已經有了慘痛教訓和豐富經驗。鑒于2008年“四萬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這一輪“新基建”投資中，從中央到各地政府都會盡力避免走“大水漫灌”和盲目刺激的老路，會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將資金投入到真正需要的項目和領域中去。

第二，本輪擴大基礎項目的計劃將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力度，優化專項債券投向，確保各個項目的資金投入。

第三，本輪擴大基礎項目的計劃將采取更加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基建項目實施精準支持，增大信貸額度，增加中長期貸款，降低貸款利率，靈活適度地降低基建項目的融資成本。

第四，本輪擴大基礎項目的計劃將更加廣泛地調動民間和社會投資的積極性，充分發揮PPP等融資模式，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到本輪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來。

（作者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馬洪基金會創會理事長 李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