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要素市場化配置是全面深化改革新突破

文丨黃奇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發布，在當前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這份文件的發布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如此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前，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中國經濟社會在“疫”后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景值得期待。

01、深刻理解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大意義

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具有三方面重大意義：

一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關鍵步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這個高標準不僅體現在商品市場上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等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則是在要素市場上體現出市場配置各類要素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建立了極為豐富的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像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也得以發育并茁壯成長。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些生產要素市場在運行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預過多、市場化運作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問題。盡管中央文件屢有提及，但受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的羈絆，這些年來的改革進展緩慢。該文件的出臺，不僅再次明確了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還針對不同的要素提出了具體的市場化改革舉措，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加快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立。

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近年來，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中央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經過幾年努力，經濟運行中的短期結構性矛盾得到了緩解，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三去一降一補”治的是急癥、解的是表，邏輯是從產品端的結構性矛盾出發、在企業端發力，通過淘汰過剩產能、出清僵尸企業、降低過高杠桿等措施糾正結構性失衡。但從企業端深挖下去，除了微觀主體的治理機制和創新活力有待進一步激發外，作為投入的要素端的扭曲也是一大病癥所在。

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動性，有利于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進而為產業鏈水平的提高創造條件。可以說，要素市場化改革是繼“三去一降一補”之后，又一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杰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標志。

三是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是一國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體現。與商品市場中有千千萬萬的品種、規格、性能的商品不同，要素市場一般品種相對單一（比如文件中重點談到五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場所或平臺相對集中（如各地的建設用地招拍掛中心），一般具有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維護市場秩序功能、集中競價功能、資金樞紐功能和大數據匯集功能。不論是國家級的要素市場，還是區域性要素市場，成功的前提是能夠在業態上做到三個集聚：

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成功的要素市場往往能集聚區域性或全國性的80%以上的相關要素交易資源。

二是交易會員單位、中介機構等各類企業和品牌的歸集和集聚。

三是物流通訊的樞紐集聚功能。作為一個成功的要素市場，理應有完善的通信基礎設施以支撐這個要素市場的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的樞紐條件。

基于此，要素市場的效率往往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效率，成為國家和國家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競爭的核心能力的體現。相比較于普通經濟體，那些擁有全球要素市場影響力的經濟體競爭優勢更為突出。

02、體現了問題導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務實精神

按照分類施策、循序漸進的原則，文件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五大要素的各自特點出發，每一類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的具體舉措、推進方向、政策重點做了清晰的規劃和安排。這里分別從五大要素涉及的市場化改革中各選一項具體舉措來解讀分析其蘊含的改革紅利。

土地要素。“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結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政策在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扶貧攻堅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些政策操作起來行政手段過多，市場化配置不足。

文件明確提出“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就是促進建設用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的重大舉措。以這一機制為依托，按照自愿有償、守住耕地紅線、保持集體土地所有權性質不變的原則，推進農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后結余的建設用地指標入市。這實際上幫那些進了城、兩頭占地的農民工家庭盤活了一筆資產，為農民工進城落戶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真正促進這些農民工在城市扎根，推進深度城鎮化。

勞動力要素。“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目前中國還有近3億農民工。與我國城市職工一般60歲退休不同，農民工一般干到45歲左右時，隨著年齡增大，沿海城市的企業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來可以干到60歲，現在只到45歲，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業工齡少1/3。同時，農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時候，一年12個月總有兩個月回家探親，這兩個月回家相當于一年的1/6。1/3+1/6=1/2，由于不能落戶城區，這3億農民工的勞動壽命理論上減少了一半。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同樣也是生產力問題，是人口紅利的問題。

這次文件中明確提出“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這是延長和釋放潛在人口紅利的重大舉措，也是含金量滿滿的。

資本要素。“制定出臺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的意見”。我國的資本市場由于種種原因存在三個弱化：一是國民經濟晴雨表功能弱化；二是投入產出功能弱化；三是資源配置優化功能弱化。解決這三個弱化，關鍵是要從開放的角度把一些有效運行的基礎性制度比如退市制度、投資者保護制度等引入市場中。

為此，文件明確提出要“制定出臺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的意見”，要“改革完善股票市場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推動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民事訴訟制度”，等等。要通過這些基礎性、制度性改革扭轉股票市場長期存在的劣幣驅逐良幣、上市公司將股市當成提款機的現象，讓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資本市場成為金融發展的主導力量。

技術要素。“培育發展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近年來，全社會研發投入年均增長11%，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接近2萬億，占GDP的比重達2.19%，涌現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但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仍然不盡如人意，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之間兩張皮的現象較為突出，貫穿從科學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市場推廣的創新鏈條沒有完全打通。其中，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是一大痛點。

作為科技與產業的橋梁，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的使命就是面向企業和產業需求、組織和整合科技力量進行深度研發，通過將科學轉化為技術、以中試驗證和改進技術來為企業界提供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著名的德國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專注于此。類似這樣的機構在德國有很多，這也是德國科技創新如此先進的關鍵所在。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從創新規律出發，“培育發展技術轉移機構和技術經理人”正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一環，值得期待。

數據要素。“推動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車聯網、物聯網等領域數據采集標準化”。作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重要舉措，文件提出將有關領域數據采集標準化。這是數據要素可交易可流通的一個關鍵基礎。眾所周知，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為核心驅動的數字經濟正在改在我們的生活，數據的互聯互通、共享共用是其典型特征。但若在數據運行各個環節采集標準不一致，其共享共用就很難實現。這就好比火車行駛的鐵軌，如果一段路程有的寬軌、有的窄軌，火車行駛的速度就起不來，更別說跑高鐵了。推進數據采集標準化正是數據要素市場的關鍵性、基礎性舉措。

03、當下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具有特殊價值

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但隨著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爆發，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在急劇惡化，經濟運行面臨嚴峻挑戰。在這個特殊時期，出臺這份文件，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舉措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紅利、努力戰勝疫情挑戰的智慧，至少具有如下雙重特殊價值。

一方面，文件既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極強的戰略意義。疫情下的發展，除了需要需求側的逆周期調控之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給側方面下功夫。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都是供給側方面重大改革。但凡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是基礎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體制機制性的改革，會產生每年萬億級生產力發展紅利的改革。

比如，“深入推進建設用地整理”“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主動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深化產業用地市場化配置改革”“完善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方式”等都具有生財型、聚財型和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的特征。在當下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這種不花錢或少花錢卻又能帶來巨量紅利的改革顯得尤為珍貴，不僅符合經濟社會實際，也有利于復工復產、激發企業活力、重啟經濟循環。

另一方面，與商品市場不同，要素市場的建設基本不需要有人流的密集接觸，符合疫情之下的工作實際和社會運行新特點。受疫情影響，國內外貿易活動水平大幅下降，遠程辦公、無接觸交流成為常態。過去需要“飛來飛去”“面對面”交流的場景將部分轉化為更加經濟省事的在線交流。而以電子化集中交易為特征的要素市場如資本市場、數據存儲和交易中心等恰好符合這種要求。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管窺中央在此時此刻推進要素市場化的智慧和深意。

（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