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怎么了?

一聲期待已久的中山虎“嘯”沒有到來。

2020年2月11日，中山市公布了2019年經濟運行情況，全市經濟總量達到3101.1億元，同比增長1.2%，規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稅收等主要經濟指標均出現下滑。在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后，中山2019年經濟總量比2018年少了531.6億元，相繼被珠海、茂名、江山三市趕超，降到了廣東第9位。

這樣的“異常表現”，引發輿論四起：中山究竟怎么了？

中山失速

追尋中山成長史，其亮點可圈可點。上世紀80年代，乘改革開放東風，中山發展勢頭迅猛、強勁，也因此和東莞、順德、南海，被稱為廣東“四小虎”。

中山的“威水史”，不用過多提及，現在的問題是：中山還是誰？中山是不是真的一敗涂地了？

首先回看昔日“四小虎”究竟還處于怎樣的位置。昔日“二虎”：順德市、南海市，行政區劃上，已納入佛山市管轄，為佛山市轄區。

2019年，順德區經濟總量達到3523.18億元，成功趕超中心，南海區經濟總量達到3176.62億元，與中山不相上下。“三虎”相比，坊間所說“中山不行”，似乎“有點過了”。

但中山可以心安理得嗎？顯然不能。與昔日的另一“虎”東莞比，中山確實落后了。中山和東莞有著“相似”的過去：1985年以前，中山和東莞都只是縣級市，1988年，升格為地級市，在行政架構上，也是市直接管鎮（街）。

與順德、南海不一樣，中山作為地級市，享受地級市發展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權限，能動用更多資源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所需的土地等方面，也有更大的空間。

這樣的背景下，中山完全可以有更大發展空間。但今日，其只有微弱增長態勢，被順德南海趕超。

昔日的“小老弟”如今勢頭越來越猛。2019年，順德經濟增速達到7.1%。“更可喜的是，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們今年的工業投資增長或將達到40%。”佛山市委副書記、順德區委書記郭文海表示。回看中山，2019年工業投資下降27.8%，高下立判。

更讓中山著急的是，昔日的另一“虎”東莞，2019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482.5億元，增長7.4%，是中山的3倍多，距離邁入萬億俱樂部僅有一步之遙。

撇開昔日“四小虎”不談，中山的挑戰也不小。2014年以前，中山經濟總量多年雄踞廣東“老五”，但在2014年，中山結束了兩位數的增長，也終結了持續多年的“老五”位置，讓位于后來居上的惠州。2019年，惠州經濟總量達到4177.41億元，遠超中山。

從廣東“老五”到2019年的“老九”，中山節節敗退，為什么會這樣？

“直筒子”行政結構，利大還是弊大

坊間出現兩種觀點。一方樂觀認為，中山面臨的問題，是成長中的煩惱。中山經濟基本面沒有問題，正經歷一個產業調整期；一方悲觀認為，中山行政體制乏力，產業競爭力和活力不足。

1988年，中山和東莞升格為地級市，其行政架構都是“直筒子”管轄模式，即市直管鎮（街），中間不再設置縣區一級行政架構。

這樣的行政架構，原本全國只有4個，即甘肅省嘉峪關市、廣東省東莞市和中山市、海南省儋州市。后來，隨著三沙市成立，成為第5個“直筒子”地級市。

為何采取這樣行政架構，利大還是弊大？筆者曾與早年擔任過東莞市委書記的李近維先生有過探討，他講述了當時的背景。

中山和東莞一起獲批升格為地級市時，地方政府考慮到財政供養壓力較大，保留了市直管鎮（街）的模式，中間不再設縣區一級行政架構。此外，“市直管鎮”的行政架構更利于政令暢通，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事實證明，特別在剛成立地級市初期，中山、東莞借助簡化了的行政模式，調動鎮村發展動力，“市鎮村”三級動員，全員招商引資，取得不錯成效，經濟發展一騎絕塵，也由此被譽為廣東“四小虎”。

當然，這模式也有弊端。因為鎮級的財政和權限過大，容易各自為政，不利于全市統籌。鎮村站在各自立場逐利性的招商，容易誘發招商的產業層次較低，造成資源浪費。

不足1800平方公里的中山，下轄24個鎮街。東莞2465平方公里，下轄32個鎮街。這些鎮和街道，利用集體土地改造成廠房，可獲得不錯的經濟效益，“藏富于民”，但富起來的鎮村就有辦事能力。比如，每個鎮都要搞個大廣場、大商業體、大型展覽館和圖書館等等。

每個鎮的空間本來不大，都基于本行政轄區的需要，進行“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設模式，自然會造成資源浪費。所以無論在中山還是東莞，對各自城市都有一種說法：一座沒有中心的城市。

為何？因為每個鎮都很厲害，鎮鎮是中心：每個鎮都可以在本鎮內完成“吃喝玩樂”等公共設施和商業體建設，所以鎮域間流動不大。

如果要追求更高檔次消費，當地人直接去香港，而不是深圳或廣州。十多年前，東莞曾有意整合現有行政架構，但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全市將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救企業、謀發展上，這事也“耽擱”了。

如今，東莞發展勢頭不錯。2020年，有望成為繼廣州、深圳、佛山之后，廣東第四座GDP過萬億城市。

因此，關于行政架構的調整，東莞沒再提。倒是中山，因經濟下滑，各種聲音和建議都出現了，也包括認為“現有行政架構制約中山發展”等。

所以，越是這個時候，中山越需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知。

中山怎么辦

“為什么會這樣”是解決中山“怎么辦”的前提。從官方、媒體以及專家的說法來看，原因不外乎：市直管鎮的行政架構制約發展、產業結構不合理、錯過轉型發展窗口期、營商環境不好……

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什么才是核心？中山之痛，痛在產業；產業之痛，痛在企業。城市發展的動力，始于企業，城市的活力和競爭力，也在企業。

中山是典型的工業城市，但在經濟調速換檔期，出現了動力不足。以工業投資為例，2014年中山工業投資239.82億元，同比下降18.6%，此后中山工業投資有所企穩回升，一直到2018年，工業投資再次下降10.3%。2019年，工業投資下降達27.8%。這些數字，折射出中山傳統產業在轉型過程中的“陣痛”。

企業才是問題的核心。“一個地方發展有沒有活力看企業，競爭力強不強看企業。”2019年10月22日，履新中山市委書記的賴澤華一語中的，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

梳理中山發展史會發現，中山起初和后來的定位與發展都不錯。改革開放初期，中山國有企業的基礎較好；改革開放后，民間資本活躍，民營企業也獲得蓬勃發展，中山官員也富于開拓進取的精神。

1998年，當很多地方還固守農業發展思路時，中山就提出了“工業立市”戰略。2001年，中山提出“工業強市”，重點發展品牌企業，打造核心產品，力助企業占據產業鏈上游。2007年，中山又提出“經濟強市”戰略。近幾年，中山提出要建立現代產業體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但13年過去了，中山仍在摸索著轉型升級的路子。中山缺乏核心產業，沒有核心企業支柱，企業競爭力和活力不足。

同時中山因市直管鎮，很多鎮街各自為政，撕裂地塊，各自圈地發展，造成土地資源碎片化，不利于整合連片土地引進大項目。這些年，“三規不合一、城鎮兩張皮”一直是制約中山發展的頭號問題。在每年的中山市委、市政府與企業家座談會上，幾乎都有企業談到增資擴產中土地問題難以落實的情況，是本“年年難念的經”。

東莞過去也存在這類問題，但東莞巧妙地完成了蛻變。比如東莞開創性地打造松山湖產業園區，為發展提供全新平臺。此后東莞一步一個腳印，持續高標準打造松山湖產業園區。

由過去的“產城人”向“城產人”轉變，松山湖是其中的典范。過去，通過“產業”自發形成“城市”，進而吸引“人才”就業、定居，演變成了通過“造新城”吸引“產業”和“人才”入駐、發展。目前，松山湖吸引包括華為在內的一批高科技企業落戶，極大增強東莞發展后勁，帶動東莞高歌猛進發展。

模式轉變的背后，主要是東莞較早看到過去“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工業模式帶來的弊端，即一片繁榮的背后，一片混亂。那些邊緣地帶屬于各鎮“三不管”的沼濕地，沒哪個鎮街愿花心思投入更多。

2000年，東莞在大嶺山、大朗、寮步等幾個鎮的邊緣地帶，劃出一片地塊，約72平方公里，整合打造全新的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舞臺。“無中生有”的松山湖在東莞舉全市之力打造后，終于還東莞未來一篇精彩的華章——它是東莞的過去，也是中山的未來。

這點，賴澤華也有清醒認知，他曾強調：越是面對困難挑戰，黨委政府越要和企業休戚與共、風雨同舟。要加大實體經濟扶持力度，不惜重本、敢下“血本”，出臺含金量高、務實管用的政策，盡心盡力為企業解決燃眉之急。

2019年10月27日，賴澤華到中山火炬開發區、翠亨新區調研時也強調，“企業有未來，中山才有未來；中山有未來，企業未來會更好。”

中山有產業基礎和優勢，缺的是核心的大企業，如果產業鏈再“力爭上游”，屆時中山重振虎威將不是夢。當下，國家級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正如火如荼推進；2024年，連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將建成通車，珠三角東西兩岸融合加速，屬于中山的時代或將到來。

正如賴澤華說的那樣：“大灣區舞臺再大，我們不上臺，永遠只是觀眾；大灣區平臺再好，我們不參與，永遠只是旁觀者”。賴澤華多次公開強調要“打贏經濟翻身仗，重振中山虎威”，讓中山再聞“虎嘯聲”。

一百年前，中山走出了“四大百貨”創始人，帶動中國百貨業和其他商業的振興；三十年前，中山被視為“中國新興企業的搖籃之一”，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

這一次，中山還會錯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