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腦”：開了什么“腦洞”

時隔一個月，馬云又來安徽了。

6月6日，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與馬云公益基金會創始人馬云和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集團有關負責人舉行工作會談。雙方將建立定期協商聯席機制，在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區塊鏈、電子商務、跨境貿易、智慧旅游等行業加強深度合作，更好助力數字江淮建設。其中，推進數字江淮建設，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城市大腦建設，吹響了安徽數字“智”理的號角。

當雙方的思想碰撞激蕩廬州時，400公里之外的杭州，阿里一手締造的城市大腦，正在上演著城市有序運行的一幕幕。作為城市大腦的誕生地，杭州創造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杭州模式”，也引發了以城市大腦為代表的新一輪“智”理建設熱潮。“現在全國宣布要做‘城市大腦’的大概有500多個城市，幾乎涵蓋了所有副省級以上城市和地級市。”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封松林說。

城市大腦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大腦”？到底有什么魔力，會讓城市如此偏愛？

進入算力時代

風起于青萍之末。誰也未曾想到，杭州城市大腦起源馬云的一次“堵車”。

2012年12月，“2012中國民營企業峰會”在杭州召開，原本上午9時開始的會議，因馬云遲到而推遲了幾分鐘。

造成馬云遲到的原因正是杭州交通擁堵。彼時，杭州交通擁堵程度排名全國前3，是有名的“堵城”。馬云找到了時任阿里巴巴集團CTO、阿里云總裁王堅，尋求破題的方向。“城區既有的道路規劃已基本定型，能不能從技術角度解決杭州擁堵？”

2016年4月，王堅提出城市大腦設想。為什么取名城市大腦？

王堅經過了一番深思才得出了答案。“城市進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這個大腦是城市的大腦，不是把人的大腦安到一個城市里面去，應該把城市真的當成一個生命體來看待，只不過這個生命體，是有那么多人共同來組織的，所以當時就有了城市大腦這個名字。”

從一開始，王堅便賦予了城市“會思考”的使命，“思考”的核心是數據。“杭州注冊的車有250萬輛，但正常情況下的某一時刻，道路上只有20萬輛車，最堵的時候其實也只有30萬輛。”在王堅看來，解決交通頑疾的關鍵不是250萬輛車，而是“多出來的10萬輛”。

杭州率先在蕭山區市心路試點，投用交通模塊，計算道路監控、紅綠燈等設施每天產生的海量數據，得出實時的交通優化方案，智能調節紅綠燈，車輛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至5%，最高達11%。

“治堵”上的初戰告捷，讓杭州城市大腦建設走上了“快車道”。2017年10月，城市大腦1.0版本發布，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杭州擁堵下降到全國第57位。同年11月，城市大腦入選“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名單，在改善城市交通治理方面的顯著成效得到國家認可。

2018年5月，杭州發布全國首個城市數據大腦規劃，時限為5年，首次確定了城市大腦未來各階段的主要建設目標和應用領域(交通、平安城市、城管、旅游、醫療、環境、信用)。

同年9月，城市大腦2.0版問世；僅僅3個月后，城市大腦(綜合版)發布，步入3.0版本建設階段。與以往不同，3.0版本建立了中樞系統，開始從單一的交通“治堵”向“治城”邁進，全面走向城市多維度治理，并融入到杭州城市建設當中。

“交通方面的探索實際上可以延伸到各個方面，到最后城市每用一度電也是被計算過的，每一滴水也是被計算過的。”在王堅看來，城市發展經歷了馬力時代和電力時代，如今已步入算力時代。

“當城市第一次有了馬力，城市就必然需要道路；當城市引入電力，必然需要建成電網；當城市對算力產生依賴之時，必然需要有一個新的基礎設施，這就是‘城市大腦’產生的邏輯。”王堅分析認為。

梳理城市大腦發展歷程會發現，無論版本如何迭代更新，背后的實質是數據的匯集和計算，更強調即時、全量、全網、全視頻，離不開數據的互聯、在線、智能和開放。“城市大腦就像人腦一樣，具有視覺、聽覺、嗅覺等感知系統，并能及時有效分析數據，發布行動指令。”專家分析認為。

這些年，智慧城市建設風起云涌，快速化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感而不知”“盲人摸象”“霧里看花”等現象，杭州城市大腦的出現，重新定義了智慧城市，一舉站上了風口。

城市的“標配”

2020年3月起，杭州城市大腦又大火了。

在位于云棲小鎮的杭州城市大腦展廳里，來考察、取經的人一撥接一撥。“目前，只接待各地政務考察，由于疫情原因，拒絕了很多，平均每天要接待10撥人以上。”負責人告訴《決策》。

城市大腦接待任務的“猛增”，源于其在疫情防控上的創新—“健康碼”。這款從城市大腦孕育而出的“戰疫神器”，已被全國200多個城市“抄作業”。

這已不是杭州城市大腦第一次驚艷全國。早在其誕生之初，就如同封在瓶子里的香檳，“嘭”的一聲，能量大迸發，引發了全國城市大腦建設的熱潮。

最先跟進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超大城市，這一類城市人口超千萬，發展超前，在城市化進程中率先遇到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超大城市病”，亟需技術賦能城市治理。

它們并不是全域式推進城市大腦建設，而是漸進式地選擇一塊“田”來試驗。2018年3月，北京海淀區開始著手建設城市大腦，今年底將初步建成；2019年2月，朝陽城市大腦啟動試運行。

無獨有偶，上海城市大腦的誕生，也是從“一扇窗”率先展開。2018年3月，上海浦東新區城市大腦正式上線，被譽為堪比科幻片的城市管理；2019年3月，上海首個區級城市大腦在普陀運行；今年4月，上海明確“一屏觀天下、一網管全城”的建設目標。

“一方面，大城市是一個復雜系統，更是一個‘有機生命體’，由此決定了城市大腦建設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對人口眾多的大型城市來說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大城市的試錯成本高，不可能一下全面展開。”杭州市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周旭霞對《決策》分析說。

這一類城市的城市大腦往往分為多期項目進行，投資額達到數十億元，走的是“單兵突進、試點先行”向“縱深推進、全面提升”的路子。

相對大城市的大手筆動作，中小城市在城市大腦的建設模式上，更為全面，多為全域覆蓋式推進，也進入快跑狀態。“過去建設城市大腦，大城市比較多，但它不受城市大小的限制，實際上小城市更需要，需求很旺盛。”科大訊飛高級副總裁、訊飛智元總經理張友國告訴《決策》。

最典型的便是山東省高青縣。這座人口不到40萬、GDP不足200億元的北方小城，卻在2019年因一場全國縣域智慧城市峰會而被外界所知。

高青從城市戰略發展高度上，引入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實現了從“智慧高青”到“鏈上高青”，再到“高青大腦”的轉變，成為縣域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一個縣域雖然小，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企業能夠從各個維度去給它匹配相應的技術，試錯成本不大。”周旭霞分析認為。

從企業角度來看，也進一步印證了城市大腦席卷全國的浪潮。2018年開始，一些企業很快嗅到商機，大規模參與城市大腦建設，尤以BATH（百度、阿里、騰訊、華為）四家巨頭為甚。

2019年，BATH城市大腦建設達到高峰，多達93個。不完全數據顯示，從2015-2019年，BATH中標了117個城市大腦項目信息，涵蓋25個省市地區、44個城市，涉及招標金額達到102億元。

在競逐城市大腦的賽道上，全國城市已經形成共識。“類似于‘城市大腦’這樣的智慧城市系統，正在逐漸成為城市的‘標配’，誰家沒有‘大腦’都不好意思串門了。”

“未來城市的競爭”

當一種現象頻繁出現的時候，背后一定有深層次的動因，城市大腦熱潮也是如此。那么，全國城市對其“上頭”的深層因子是什么？

首先，城市大腦是實現城市向智慧化飛躍的新動能。

在建設新型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城市治理也在朝著多元化治理、長效化運營、精細化服務的方向轉型。基于城市大腦，實現時空框架下的多源數據融合、數字化計算的智能協同效應、城市級全面洞察，將實現城市從智能化向智慧化的飛躍。

以杭州城市大腦為例，它不僅是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還包括杭州各個部門和單位837億條數據的“知識儲備”，市民的手機、市民卡、交通燈、醫院都是“大腦”可以直達的“觸手”，更好地觸摸城市脈搏、感受城市溫度、享受城市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其次，城市大腦是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抓手。

城市大腦的核心是利用實時全量的城市數據資源，全局優化城市公共資源，在社會治理中實現全過程全時代、全覆蓋全方位的管理，從而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閉環，促進城市全周期管理。

于城市治理者來說，城市大腦是全新的工具，不僅能實時掌握一手資料，而且能通過分析比較作出更精準的決策。過去，杭州城市運行的數據靠報表層層報送，現在通過城市大腦的數字駕駛艙，如同司機在駕駛室里就能觀察路面情況，成為城市治理的掃描儀。

第三，城市大腦是盤活數據要素的新舉措。

數據生產要素屬性的提升，關系著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也關系著城市發展的未來。最新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數據開放共享。

作為開放式中立的平臺，城市大腦將政府開放共享的數據與社會數據高效融合協同，實現城市域的知識管理，激活數據潛在價值，為以數據為代表的新興資源和以人財物為代表的傳統資源高效流動，提供了新路徑。

最后，城市大腦是“兩新一重”的重要內容之一，帶動產業創新發展的新基建。

疫情沖擊下，新基建已成為城市發展的新標簽。而城市大腦作為新基建中的重要信息基礎設施，投資大、建設周期長、牽引性強、附加值高，不僅可以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更能帶動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

走在前列的杭州，很快喝上了“頭啖湯”。僅杭州“城市大腦·歡快旅游”10秒找空房、20秒景點入園、30秒酒店入住等應用場景，讓游客“多游一小時”，就能為杭州旅游每年增加100億元以上的經濟效益。

如今的杭州，以城市大腦為典型的智慧理念，早已內化至城市產業生態的方方面面，創新效益呈裂變式增長。杭州數字經濟已連續19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經濟貢獻率超過50%，正在朝著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奮進。

采訪中，城市大腦相關負責人和專家一致認為，城市大腦的建設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更是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讓人們的“腦洞”大開，進而帶來理念的更新。

綜合來看，城市大腦揭示了城市未來的發展模式，也預示著發展新階段的到來。“未來城市的競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智慧化的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產業創新能力、社會治理水平、宜居宜業水平相互之間的一種競爭。”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曾指出。

“一城一腦，千城千腦”

目前，杭州城市大腦的效益開始逐步顯現，走在全國前列，自然成為其他城市學習借鑒的對象。那么，學習“杭州樣板”，學習什么？

城市大腦的關鍵在于數據，難點也在于數據，如何打通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壁壘，是建設的難點所在。“對很多部門來說，數據象征著權力，一開始杭州的有些部門也是不愿交的。”周旭霞告訴《決策》。

但很快，杭州就找到破題之策，以“一把手”聯動多部門高位推動城市大腦建設。在市級層面，成立杭州城市大腦建設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親自掛帥，另有6位市領導擔任副組長，一位副市長主抓，各區縣(市)和各部門主要領導均為領導小組成員。

不單“大建設”要如此“興師動眾”，杭州一些“小創新”也是聯動而行，最具亮點的便是工作專班制度。杭州以項目為單元，建立工作專班，統一在云棲小鎮集中辦公，并在辦公場地、后勤服務、設備設施及云資源等方面，給予專班統一保障。

杭州媒體形容這一創舉解決了數據共享的“最后一厘米”，城市大腦打通的不僅是數據，還有部門、層級、城鄉、理念的隔閡。在這方面，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鑒，但同時專家也提出了一些擔憂。

“杭州‘城市大腦’的一些創舉，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想要，都能拿到一整套操作流程、實施細則‘依葫蘆畫瓢’。但如果把‘城市大腦’作為標簽、門面和政績，手里即使有再完美的方案，也只是葉公好龍，不能真正收獲紅利。”這要求地方既要有改革創新的魄力，更要有干事創業的擔當。

與方法、技術的復制推廣相比，絕大多數來杭州學習的考察團，往往都會問到一個問題：“我們也想做‘城市大腦’，要投多少錢？”

城市大腦建設周期長，投資動輒數億元，對于一些財政本就不富裕的地方，無疑是一種奢望。特別是后發地區，顯得尤為緊張。

從目前城市大腦的運營模式來看，政企合作成為主導模式。政府利用國資平臺，和外部企業聯合成立合資公司，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市場化運營，可以有效化解資金壓力難題。

風物長宜放眼量。“‘城市大腦’的投入，就跟藥物開發一樣，一開始投入很大，但一旦規模化應用以后，成本便會下降，并且杭州已經先行先試，有些彎路不需要再走一遍。”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蔚文分析認為。

盡管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為全國提供了城市大腦的范本，但在國家標準層面上，還沒有一個城市大腦的規范標準出臺，這也成為今年全國兩會多位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于地方而言，城市大腦的規定動作固然重要，但當地的自選動作也必不可少，只有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符合本地需求的智慧平臺、應用場景，才能可持續運轉下去。

“未來‘城市大腦’會是‘一城一腦，千城千腦’。每個城市都會擁有針對自己城市特點定制的‘城市大腦’，實現更好的城市運作。”上海浦東臨港智慧城市發展中心主任陸肖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