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二十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推進改革的進軍號，《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把“開放”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加快發展的突出位置，強調“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以開放促改革”。《決定》提出的全面促進開放的戰略布局和要求，具有重大指導價值，對推進新時代現代化發展將形成強大的動力機制。

開放是加快發展、促進改革的引擎

《決定》提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釋放出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明確信號，展現了新時代中國與世界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堅定決心。

對外開放是促進改革、加快現代化發展的治本之舉。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堅持這一基本國策，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由此走上強國之路。

開放是加快發展、促進改革的引擎。2022年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

2023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就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為主題開展的第八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高質量發展。”在開放與改革的內在關系上，只有不斷擴大開放，才能有效促進改革、實現深化改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只有堅持好這一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才能贏得新的發展先機，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開放能力”是一種現代化發展能力，是興邦強國之道。提升開放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在國際領域擴大合作，而擴大對外合作的基礎，是要善于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這一特點和優勢。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今天18%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我國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均居世界前列。

在國際合作領域，我國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促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份額改革和治理機制改革。我國簽署、實施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簽署的自貿協定增至22個；由我國倡導的全球首個多邊投資協定亦已達成。

在現有條件下，進軍更廣闊的國際合作領域，在變幻不定的國際風云中審時度勢，有效實現更多領域的國際合作，是實施進一步擴大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決定》把“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放在突出位置。所謂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與世界經濟全面“接點”、深度融合的的體制；所謂“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實現更有效率的全球性資源配置、生產要素流動暢通、各類資源配置高效、市場潛力釋放充分的高效能體制。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本質，是參與并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實現全球性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產出最大化。

正是在開放型經濟體制下，我國實現了多邊、雙邊和多方位的區域經濟合作，與許多國家和地區商簽了高標準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如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等。

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建設更加國際化、全球化的參與型開放體制，構筑新的動力機制。在已有基礎上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構建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拓展我國現代化發展空間，并更好推動全球更好發展和共同繁榮。

制度型開放是本質性開放，是提升社會經濟運行效率、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更高層級的開放。實施制度性開放，要求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最大限度地形成穩定、透明、連續、可預期的規制體系，尤其要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推進通關、稅務、外匯等監管創新，營造有利于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

我國在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制度型開放”，要求推動商品和要素的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制度型開放；2022年二十大報告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實施制度型開放，重在規則、體制、機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深度變革，以高標準、高水平為目標，通過制度的力量大幅度降低項目許可、獲取信貸等方面的成本和時間，確保經貿活動提升流通效率。擴大制度型開放尤其要立足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以及商事訴訟、商事仲裁、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實施開放型規則體系。我國正在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成為推進制度型開放的一項重要舉措。這當中如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既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又能提升國民經濟循環速率，激發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成為一個關鍵。

優化區域開放布局

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的基本內涵，是在一個自然環境、社會條件基本相似的地理空間內，以資源開發、產業結構、社會優化等一系列綜合性、協調性、聯動性治理活動，來凸顯區域優勢，實現“最優”發展。

我國對外開放是從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布點開放起步，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漸次展開的，由沿海延伸至廣袤內陸，區域發展得到大幅度優化。十八大以來伴隨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東西南北中聯動，區域發展潛力得以彰顯釋放，發展韌性和可持續性得以增強。我國幅員遼闊，各區域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條件差異性大，有著各自優勢空間。

2022年二十大提出“深入實施區域發展戰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推進“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強化區域間開放聯動，包括陸海內外聯動、東西南北互濟，成為新時代加快發展的重大舉措。

《決定》強調“優化區域開放布局”，不僅彰顯了我國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魄力與決心，同時更是一種推動全面發展的科學方法論。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的“點”在于：

第一，按照經濟規律調整完善區域政策體系，引導區域找準功能定位和發展方位，這是優化生產力布局的重要舉措。

第二，實現“區域突破”和“重點躍進”，選擇具有相應條件的區域率先突破，推進區域經濟轉型升級，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打造區域發展新高地。

第三，立足區域主體功能特點，宜山則山，宜水則水，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糧則糧，宜商則商，構建潛力大、動能強、可持續的發展動力系統，提升區域空間發展質量效率。

第四，優化要素資源配置和區域開放功能分工，完善跨區域產業鏈分工體系，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建設更加開放、便利、統一的大市場，提升區域間產能、產業合作和鏈接，強化區域發展互補性和協調性。

第五，強化區域開放布局的引領性。《決定》強調“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而以自貿試驗區為代表的對外開放平臺以及綜合保稅區、國家級口岸、國家級新區，要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引領性”節點；“都市圈”“城市群”“經濟帶”要成為刷新生產力布局、優化發展的“引領性”界面，大力促進要素流動和高效集聚，實現更高水平的全局性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