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鄭州·濟南全面深化合作推進會議召開；

11月22日，《寧合“雙城記”產業對接合作協議》正式簽署；

11月26日，青島與深圳共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12月30日，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重慶四川黨政聯席會議第十次會議在重慶市召開……

一時間，城市間唱響“雙城記”的動作屢見不鮮，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這些城市為何都愛“雙城記”？

“優秀的城市總是成雙成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雙城記”。

雙城記概念最早見于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故事將巴黎、倫敦兩個大城市聯系了起來。后來，人們發現世界上很多優秀的城市，大多是成雙成對出現：倫敦與巴黎，紐約與波士頓，東京與大阪。

從國內來看，“雙城記”在一些地方頻頻被提及，逐漸演繹成一種城市之間的CP概念，每當出現新組合，都會成為關注的焦點。

梳理發現，“雙城記”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省內“雙子星”城市的強強聯手。比較典型的是浙江的杭州與寧波、廣東的廣州與深圳。

先來說說杭甬“雙城記”，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的重大戰略。

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勉勵杭州與寧波錯位發展、協同發展，唱好“雙城記”，共同為浙江省乃至全國發展作出更大貢獻。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再次勉勵寧波與杭州繼續唱好“雙城記”。

2021年，浙江出臺《唱好杭州、寧波“雙城記”五年行動計劃》，將其上升為省級重要戰略，并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工作機制。比如，自2021年起，兩市黨政主要領導已連續3年舉行唱好杭甬“雙城記”市級聯席會議。

杭甬忙得“不亦樂乎”的同時，廣深也在“打得火熱”。

2019年9月，廣州和深圳簽署了《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廣深合作推向新臺階。2021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年度十大重點工作，“強化廣州、深圳‘雙城’聯動，打造高質量發展動力源”被放在了首位。

從全國來看，這一類型還有山東的濟南與青島、福建的福州與廈門，這些城市都身處沿海經濟大省，是所在省份當仁不讓的經濟發動機，呈現出“省會城市＋經濟大市”雙輪驅動的“標配”格局。

而另外一種“雙城記”，則是跨省聯動。比較典型的便是成渝“雙城記”。

2019年7月，重慶市和四川省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推進成渝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重點工作方案》，合作推進成渝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統一謀劃、一體部署、相互協作、共同實施。

2020年1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明確提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這是中央首次提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要求突出中心城市帶動作用，唱好“雙城記”。

與成渝跨省聯手相似，山東濟南與河南鄭州，江蘇南京與安徽合肥，甘肅蘭州與青海西寧等也是這一類型。它們雖分屬不同省份，但距離相近，同屬一個大的城市群，都是大城市群里的核心城市。

比如，濟南與鄭州都位于黃河干流，是沿黃城市群的重要核心城市；南京與合肥都是長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但在跨省聯動合唱“雙城記”中，還存在一種特殊現象，即兩座城市既不相鄰，也不同屬于一個大的城市群，卻也能產生“交集”。

比如，深圳與青島，兩座相隔1800千米的計劃單列市，近年來頻繁同框，讓“南深圳、北青島”的說法不脛而走。

與其他“雙城記”不同的是，深圳與青島合作，打破了傳統都市圈和城市群輻射范圍的局限，開創了跨區域合作的新篇章，目標是“打造全國跨區域合作發展新樣板”。

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揭示了區域發展的一種現象級趨勢：“雙子星”城市唱響“雙城記”，以至于有很多區域經濟觀察者說：“優秀的城市總是成雙成對”。

那么，這種趨勢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1+1>2”

應該看到，“雙子星”城市的出現，有著歷史、文化、地理、經濟等多重因素的作用。

比如，南京與合肥，兩市歷史上曾同屬一省，有著天然的“親近感”；鄭州與濟南，兩市一河相聯，地緣相近，人文相親；成渝兩市更是山水相依、歷史同脈、文化同源。

但這些因素并不足以完全解釋城市“雙城記”的動因。換句話來說，這些因素一直都存在，為什么這幾年開始頻提“雙城記”。

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區域經濟發展形勢和城市發展階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

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將“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增強區域發展活力”作為2025年的九大重點任務之一提出，這其中要求“提升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深化東、中、西、東北地區產業協作”。

而合唱“雙城記”，便是這一要求的生動實踐。“城市組團發展實際上是要健全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也是尋求現代化城市合作新模式的一個有效探索。”安徽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胡艷分析認為。

一旦雙方聯動，不僅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力量，更能帶動所屬都市圈的聯動、協同和融合發展，輻射帶動圈內城市發展，增強區域發展活力。

比如，寧合“雙城記”將拓展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強化兩大都市圈的內部協作水平，增強雙城輻射帶動效應，實現“雙圈”聯動發展。

在“雙圈”聯動中，城市之間將充分共享、合作、分工、交流，“誰也不服誰”“誰也不理誰”“誰也不讓誰”的狀況將明顯減少，資源要素得到跨區域的流動與重組，各個城市能夠共享經濟聯系的成果，深度嵌入各自優勢產業鏈，推動都市圈進入發展新階段。

更重要的是，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合唱“雙城記”可以打破自我小循環，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有效集聚資源形成統一大市場，以規模優勢形成競爭力，提升區域發展能級。

從城市發展階段來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對于要素資源的聚集度要求越來越高，相互之間協同互補發展，避免城市間同質競爭和資源浪費，釋放各自的發展潛力，釋放“1+1＞2”的聚合效應。

從區域競爭來看，一個區域的競爭力高低，越來越依賴于高能級的中心城市。因此，頭部城市的協同互補發展，能將彼此的優勢最大化，從而整體提高發展效率。

“合作是大勢所趨。在過去，城市間一度存在一種低水平的競爭關系，甚至于惡性競爭，防范心理也很嚴重，畢竟各地經濟發展業績要看GDP指標。而進入新時代，區域間城市間發展為一種新型的競合關系。”胡艷分析認為。

在這種新型競合關系下，怎樣更好唱好“雙城記”？

“競合共贏”

合唱“雙城記”，首先在“融”。

梳理這些“雙城記”案例會發現，但凡提出合唱“雙城記”的城市，大多是能夠“合”得來的，也就是發展具有互補性，突出表現在產業上。

以杭甬“雙城記”來說，杭州是省會城市，在消費、金融、科創等方面有著明顯優勢，尤其是在互聯網數字經濟方面，被冠以“數字經濟第一城”，成為一張靚麗的名片。

然而，翻開數字經濟的名片會發現，近些年來杭州在工業方面的優勢相對不是很突出，成為影響城市能級提升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短板。

2013年，杭州工業產值被寧波反超。2023年，杭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4355億元，而寧波為5288.2億元。

如果說杭州是數字經濟強市，寧波則是典型的制造業強市，是名副其實的“浙江工業第一城”。

放眼全國，寧波國家級單項冠軍企業總數已連續七年位居全國第一，并成為首個“冠軍”企業數量破百的城市。寧波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也高居全國前列。

2022年，寧波制造業專精特新企業中，主導產品市占率全球第一的企業有110家，市占率全國第一的有262家，實力可見一斑。

但寧波的短板也十分明顯，比如服務業、數字經濟等發展不充分，目前三產服務業的占比甚至低于同省的溫州。

而寧波的短板，恰恰是杭州的優勢。寧波已明確提出要向智能制造轉型，發力數字經濟。若能得到杭州“賦能”，寧波工業發展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觀杭州，這些年也一直在工業上“補課”，若能借勢寧波工業優勢和港口優勢，也將助力杭州重振制造業雄風。

同樣，青島深圳、南京合肥等雙城也都在產業上有著互補性，并將其擺在了合作的優先級。

當然，也并不僅僅是雙方的優劣互補，還可以優勢疊加，激發乘數效益。比如，深圳青島可以發揮兩地制造業+港口物流優勢，南京合肥可以充分發揮兩地科技創新+人才優勢。

但在走向“融合”過程中，合唱“雙城記”的城市也不能只強調“融合”，而忽視了“競”。

正如一位智庫專家分析說：“‘融’是目的，‘競’是路徑，只有‘競’出來的‘融’，才是高質量的‘融合’，才是符合兩地發展的‘融合’。”

因此，在協同發展的同時，差異化競爭也很重要，畢竟城市的資源稟賦、發展條件、功能定位和目標等不同，決定了各自的打法不一樣。

比如，寧波的一個重要定位是打造現代海洋城市，這必然決定了寧波要大力發展海洋產業和進出口貿易。

但要最終走向“競合共贏”，關鍵還是要在體制機制上破題。梳理“雙城記”案例會發現，成效比較明顯的都是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合理對接機制體制，尤為重要的是建立起聯動工作機制，形成戰略合作協議，以利益鏈接機制保障工作開展。

在此之下，抓住產業合作的“牛鼻子”，縱深推進雙城要素聯動進而牽引流動，形成嵌入彼此的“命運共同體”。

當雙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生動局面，必將爆發一股可持續的驅動力，為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帶來新的強大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