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僅是空間的“坐標”，更是歷史記憶、生態稟賦與產業基礎的復合載體。地名經濟強調有意識地挖掘和開發附著于地名的特色價值，從而驅動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升級。

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先行者和“塊狀經濟”的發源地，浙江省早已在不經意間成為地名經濟的“模范生”，其實踐經驗為各地發展地名經濟提供了鮮活案例借鑒。

現實生產力的“范式革命”

2025年9月12日，中國地名學會在聯合清華大學等學術機構的研究基礎上，首次對地名經濟進行了權威定義：地名經濟是地域經濟運行的一種模式，指在地域經濟運行中，有意識、主動地挖掘和開發附著于地名的特色價值因素，調整經濟結構與支柱產業布局，優化投資、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活動，從而推動地域經濟邁上新臺階。這一定義標志著地名研究從傳統的文化保護與行政管理，正式邁入了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的價值轉化新階段。

地名，遠不止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標識，還是一個地方歷史文脈、自然稟賦、民俗風情和產業特征的濃縮載體。地名經濟的本質，是一場將這些無形或潛在的價值，系統性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范式革命”。

地名經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地名價值、產業支撐、文化賦能和模式創新四個方面。

其中，地名價值是地名經濟的核心資產，也是地名經濟的起點。地名所附著的價值是多元的，以浙江為例，既可以是“紹興”所代表的深厚歷史文化價值，也可以是“千島湖”所代表的優質生態環境價值，還可以是“永康”所代表的傳統工業技藝價值，甚至是“大唐”因特定產業集聚而后天形成的產業名片價值。

產業支撐是地名經濟的根本載體，也是地名價值變現的最終渠道。一個成熟的地名經濟背后必然擁有一個強大而獨特的產業，可以是工業、旅游業，也可以是農業，否則便會淪為空洞的符號，難以持續。

文化賦能是地名經濟的獨特靈魂，也是地名經濟區別于一般區域經濟的關鍵。文化賦能主要通過故事、習俗、方言、技藝等，為地名和其關聯產業注入獨特的魅力和不可復制的競爭力，從而有效避免同質化競爭。

模式創新是地名經濟的轉化路徑，也是地名經濟運行的關鍵。地名價值與產業有效鏈接，取決于推動包括品牌塑造、產業鏈整合、數字化轉型、政企協作在內的系統性模式創新，構建起形成“文化—生態—經濟”協同發展的可持續框架。

不同維度的透視

浙江地名經濟的蓬勃發展，生動展現了地名如何從簡單標識，蝶變為驅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品牌資產與核心競爭力。

從時間維度來看，地名與經濟“雙向奔赴”。在地名與經濟的時間關系上，浙江呈現出兩種演化路徑。

一種是“先有地名，后成經濟”，在浙江的“塊狀經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以義烏為例，地名最初僅是普通的行政區劃名稱，后續憑借當地民眾的創業精神和高度的產業集聚，已逐漸演變為特定產業的代名詞，在全球采購商眼中基本成為“小商品”的同義詞和首選目的地。在義烏案例中，地名本身是“中性”的，但通過產業的蓬勃發展，反向定義和重塑了地名的經濟內涵。

第二種是地名與經濟共生演化，通過品牌塑造驅動價值躍升。與前者不同，這類地名經濟的發展過程伴隨著有意識的品牌塑造和名稱優化。淳安千島湖便是一個經典案例。其前身是新安江水庫，后來不斷挖掘獨特島嶼風光的旅游開發潛力，更名為“千島湖”，并圍繞這一極具想象力和畫面感的新地名進行旅游品牌的全方位打造。該類模式通過地名的更迭與優化，直接催化經濟形態的轉型與升級，同時地名與經濟也在相互成就中實現螺旋式上升。

從因果維度來看，呈現多元稟賦的價值轉化路徑。地名經濟的成功，還在于其懂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據自身資源稟賦，選擇最適合的價值轉化路徑。主要形成由文化、生態、工業、農業等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

文化驅動型模式，核心驅動力是強大而獨特的文化基因。以紹興為例，其底蘊根植于其2500多年的文脈之中。魯迅故里、蘭亭、沈園、黃酒、越劇等深植于本地文化的元素，也是其地名經濟取之不盡的寶藏。在地名經濟的發展中，重點通過深度文旅融合，將整個古城打造成一個“沒有圍墻的博物館”，讓游客“跟著課本游紹興”。

生態驅動型的模式，印證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可以并行不悖。仍以千島湖為例，其地名經濟的“因”是國家一級水體的優質生態環境。無論是高端水品牌“農夫山泉”的落戶，還是有機魚的品牌化運營，或是水上運動、森林康養等旅游新業態的開發，都圍繞這一核心展開，并都以不損害其生態價值為前提。

工業驅動型模式，是以一個傳統優勢產業為核心，不斷進行技術改造、產業鏈延伸和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是被稱為“五金之都”的永康，其地名經濟根植于數百年的五金工匠傳統。從最初的鐵匠鋪到如今的“世界級五金產業集群”，永康的發展呈現了一部工業文明的演進史。

農業驅動型模式，主要將地方特產（土特產）與地名深度綁定，實現農文旅融合發展。如“仙居楊梅”，依托“楊梅”這一特色農產品，通過品牌化運作，不斷拓展成為一個集采摘體驗、文化節慶、電商直播、精深加工于一體的富民產業鏈。

政企協作的“浙江模式”

總結浙江各類地名經濟案例，可以發現其成功的運作模式并非單一因素作用，而是一個由市場、政府、社會共同參與構建的復雜系統，形成了政企協作的“浙江模式”，為各地系統盤活地名資源、培育發展新動能提供了思路。

首先，市場主體的首創精神是地名經濟的內生動力。無論是義烏的“雞毛換糖”，還是大唐的“織襪大軍”，浙江地名經濟的起點往往是千千萬萬個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和創業熱情。這種源自民間的強大內生動力，成為浙江培育地名經濟最堅實的土壤。

其次，“塊狀經濟”的演變發展不斷放大集群效應。浙江善于將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通過高度的產業集聚，形成上下游緊密配套的產業鏈，極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再次，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良性互動形成強大合力。浙江政府以“不越位、不缺位”為核心角色定位，即不直接干預企業經營，而是專注于做好“筑巢引鳳”的工作，包括規劃引導、優化營商環境、搭建公共服務平臺，以及支持品牌塑造和對外推廣，為市場之手發揮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最后，建立品牌標準提升地名經濟的內涵價值。具體通過品質管控強化地名信譽，推動地名經濟從“產品標簽”到“文化IP”的價值躍遷，截至2024年，浙江地理標志專用標志使用主體已達4200家。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