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規劃建議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置于首要位置,明確提出要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并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在這一戰略框架下,打造具有標志性的地標產業,形成產業地標,正是壯大實體經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抓手和重要路徑。
“晉江造”運動鞋、株洲軌道交通裝備產業集群、杭州數字經濟第一城、合肥新型顯示產業之都……全國范圍內已形成一批各具特色、能級各異的產業地標。這些產業地標形成的背后,蘊含著怎樣的邏輯?
三維成長路徑
產業地標的形成與演進,始終緊扣區域資源稟賦、政策導向與市場需求的協同節奏,不同發展路徑孕育出各具特色的產業增長極。
從“無中生有”的創新突破、“有中做優”的迭代升級到“人優我轉”的差異化轉型,三類路徑不僅勾勒出產業地標成長的完整軌跡,更折射出中國產業體系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轉型邏輯。
打開發展局面的每一步,都需要出新招、闖新路,進行創造性作為。在缺乏傳統產業基礎的條件下,通過前瞻性布局和戰略性投入,培育出全新的產業生態,催生出眾多“無中生有”的典型案例。
合肥新型顯示產業就是“無中生有”培育產業地標的標桿典范。
2008年之前,合肥在新型顯示領域是空白。當時合肥以超前戰略眼光牽手京東方,投資175億元建設第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不僅破解了本地家電產業“缺芯少屏”的困境,更開啟了新型顯示產業從無到有的構建之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合肥實現“從砂子到整機”整體布局,擁有京東方、維信諾、視涯顯示等龍頭企業,在全國新型顯示高質量發展城市中名列首位。
合肥以前瞻性規劃與市場資本形成合力,抓住了產業技術路線的“奇點時刻”,開辟了新賽道。同樣,義烏用“雞毛換糖”換出了“中國小商品之都”,換出了“世界超市”,實現了“無中生有”的發展。
而在已有產業基礎上,通過技術賦能、產業升級,讓傳統產業煥發新的生命力,實現了“有中做優”。這種產業升級路徑體現了“微笑曲線”向兩端延伸的規律,通過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重塑傳統產業的價值分配格局。
在佛山,星羅棋布的家居企業,是萬億泛家居產業集群的一張特色招牌。作為傳統優勢產業,佛山泛家居產業經歷了從“傳統制造”到“智能設計”,從“貼牌加工”到“品牌矩陣”,從“享譽國內”到“走向全球”的跨越式發展,“有家就有佛山造”已然成為全球家居界的品質代名詞。
每年生產打火機超過150億只,產量占全球的70%,產品遠銷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打火機之鄉”湖南邵東市,通過自主研發和品牌建設突破成本制約,將1元錢的傳統生意做成支柱產業,實現傳統制造業的品質升級,成為中國打火機產業高地。
但是,沒有永恒的明星產業,只有永恒的創新。在原有賽道競爭激烈、優勢減弱時,一些地區主動轉向關聯領域或全新賽道,形成了一批“人優我轉”的產業地標。
早年東莞聚焦勞動密集型的電子加工組裝產業,以“世界工廠”聞名。隨著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東莞主動開啟轉型之路,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從“代工貼牌”向“自主創新”跨越。通過培育高新技術企業、建設科技創新平臺,東莞推動產業向高端電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領域轉型,吸引OPPO、VIVO等企業扎根發展,形成我國智能終端產業的核心地標。
四字邏輯
在區域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產業地標已成為一座城市或地區核心競爭力的終極體現。產業地標超越了傳統工業園區的范疇,是一個集經濟實力、品牌聲望與文化魅力于一體的復雜生態系統。
首先是“聚”。集聚效應是產業地標的基礎邏輯,通過企業、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的空間集中,實現資源共享、成本降低與協同創新,提升產業整體效率。
深圳南山區的粵海街道,數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匯聚了騰訊、大疆、中興等上百家科技巨頭,工程師與投資人比鄰而居,一個想法可以迅速找到伙伴、資本并轉化為產品。這種集聚效應形成了強大的“虹吸作用”,南山區打造了以中國電子、中興通訊為代表的電子信息技術與通信產業集群,以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和數字產業集群,以邁瑞醫療為代表的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集群等。
可以說,集聚是產業地標的“軀體”,為后續的價值深化提供了基礎平臺。但僅有集聚的“軀體”,不足以支撐持久的競爭力,還需要產業鏈的支持。
其次是“鏈”。完整、強大且富有韌性的產業鏈,構成了產業地標高效運轉的“循環系統”和“神經系統”,這標志著從企業“扎堆”升級為功能“協同”。完整的產業鏈是產業地標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也是“產業鏈現代化”的核心要求。
株洲軌道交通裝備產業集群實現了從軌道車輛設計、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整車組裝、運維服務的全鏈條覆蓋,關鍵零部件國產化率超90%,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在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挑戰下保持產業韌性。完整的產業鏈不僅提升了產業效率,更增強了產業安全,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再次是“特”。當眾多地區都可能形成某種產業的集聚與鏈條時,是什么讓少數地標脫穎而出?答案是產業特色,即其獨一無二、難以模仿的基因密碼。
產業地標的特色既可以是資源依托型,也可以是技術引領型,關鍵在于形成獨特的產業標簽。瀏陽煙花產業依托當地傳統工藝與資源優勢,形成集研發、生產、銷售、燃放于一體的特色產業體系,國內市場占有率約60%,出口約占全國70%,成為全球煙花產業的標志性品牌,其特色不僅在于產品本身,更在于形成了獨特的產業文化與節慶經濟生態。
最后是“名”。名氣是產業地標的無形資產,通過區域品牌與企業品牌的協同發力,提升產業在全球市場的話語權與認可度。產業地標的名氣不僅體現為市場占有率,更體現為技術標準制定權與產業規則話語權。
晉江制鞋產業通過培育安踏、特步等知名品牌,從“晉江制造”升級為“晉江品牌”,形成區域品牌與企業品牌共生的格局,全球每5雙運動鞋就有一雙“晉江造”的品牌認知,使其在全球運動鞋市場擁有重要話語權。這種“名氣”的實質是軟實力,能夠吸引高端要素“用腳投票”,形成“名氣—要素—產出—名氣”的正向循環。
從全國來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發布的“中國有影響力的城市產業名片”則成為產業地標品牌推廣的重要平臺,通過3級共28個指標的評價體系,提升產業地標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促進產業資源對接。
三股力量
“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產業地標的構建并非單一主體作用的結果,而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平臺載體三元協同的產物。
一是有效市場的驅動力。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與創新動力源泉,在產業地標的構建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引導生產要素向高效領域集中,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推動產業迭代升級。在產業地標形成過程中,市場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導向,競爭壓力是技術創新的催化劑,利潤導向則推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優化生產模式。
諸暨“國際襪都”的起點,始于大唐鎮一帶農戶改裝手搖襪機、走街串巷叫賣的草根創業。憑借市場力量的自發驅動,以家庭作坊為基本單元的生產模式快速鋪開、抱團集聚,諸暨成為全球最大的襪業產業集群,年產襪子超 250 億雙,產值突破 700 億元,產量占全國總量的 70%、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
類似的,永康“中國五金之都”也是以家庭小作坊起步,構建起規模龐大、門類齊全的五金產業體系和完善的五金產業鏈條。“中國家電之都”順德以美的、格蘭仕等龍頭企業引領,聚集了3000余家家電企業、2萬余家配套企業,形成了覆蓋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的全產業鏈。
正是因為市場引導各類要素向這些具有規模效應和創新活力的區域流動,進而催生出享譽國內外的產業地標。
市場機制還推動人才、資本等要素向產業地標集聚,杭州數字經濟產業之所以能夠吸引全國頂尖人才與資本,核心在于市場形成的高回報預期與創新生態,使要素資源向高附加值領域集中。
二是有為政府的推動力。政府在產業地標建設中扮演著“戰略規劃師”和“服務提供商”的雙重角色,關鍵在于“不缺位、不越位、善補位”。
比如,合肥早年以超前眼光牽手京東方,投資建設液晶面板生產線,破解家電產業缺屏困境,為新型顯示產業地標奠定基礎;杭州早在2014年便在全國率先提出實施信息經濟智慧應用“一號工程”,為人工智能等產業發展筑牢政策根基。
在政策落地層面,政府通過精準服務降低企業成本,如杭州推出“親清在線”,以“申報零材料、審批零人工、兌現秒到賬”的創新模式,打通惠企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政府還通過規范市場秩序、保護知識產權、搭建國際合作平臺等舉措,營造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為產業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無論是市場驅動還是政府推動,產業地標的形成與發展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本質上是一種產業集群,并始終依托于具體的空間載體。
三是平臺載體的承載力。平臺載體是產業地標物理空間與功能載體的統一,包括產業園區、研發平臺、物流樞紐、展會平臺等,為企業協同發展、要素共享提供支撐,是產業生態形成的關鍵依托。
浙江杭州的之江實驗室、安徽合肥的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采用“多方共建、多元投入、混合所有、團隊為主”的新型運行機制,吸引了全球頂尖科學家“不為所有、但為所用”。
更重要的是,這些優質載體構建的全生命周期服務體系,整合技術研發、檢驗檢測、人才培育、金融服務等資源,如江蘇醫療器械科技產業園引進專業檢驗檢測機構,助力企業縮短研發周期,加速創新成果轉化。載體的生態賦能作用,讓產業要素從簡單集聚走向深度融合,推動產業集群能級持續提升。